一、家的流变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只有家庭稳定，才可社会稳定，这其中的辩证原理一直被社会主流价值观尊为圭臬。因此，在传统社会中，维持家庭的价值观和尊严，尊敬为家庭稳定、幸福做出奉献的家庭成员和社会人士，便顺理成章。 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消费产品，其接受的广泛性让其在产品属性的背后总是附带着社会价值观和集体文化观。按照德国电影理论家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的论断：“电影比其他艺术媒介更直接地反映出一个国家的心理状态。”①我们也可以非常自然地理解电影叙事携带的某种功利性。因此，观众在观看大多数电影(无论是美国好莱坞电影，还是亚洲电影)时，总能体会到作品有意无意对家庭和家庭美德的颂扬。当下的观众也心知肚明，知道电影是一种用通俗的故事来传递某种价值观的载体。因此可以说，电影承载的意识形态和观众去看电影的行为以及观众认知之间，已经达成了一种默契。 因此，两种情节模式在建构家/国/家庭的三元稳固关系时是不可或缺的，它们已经成为大多数家庭题材电影司空见惯的编码手段。第一种模式为家庭是叙事的终点，在这种电影叙事中，家庭概念的确立经过重重困难，主人公最终建构了家庭；第二种是以过去圆满的家庭为中心，展开破碎的叙事，这种影片的叙事重点在破碎上，但其逻辑却是正面的，即告诉观众正是由于缺乏对家庭重要性的认识，所以才导致了失败的人生。这两种情节模式是如此清晰，乃至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观影体验和观影认知模式，牢牢地烙印在观众心里。 但电影除了顺应社会集体文化思想，也具有提倡文化性革命，主导反主流文化的功能。这就需要从地域和国别差异性、文化和现代性程度差异性的诸多层面来打量不同国别和文化电影的具体家庭类型与题材电影的生产。 只要认同电影与家国整体观之间的同构关系，也会认同大部分西方家庭情节剧或涉及家庭观念的其他类型电影承载着主流的传统价值观。这种主流价值观要求社会和家庭稳定，人们遵守与传统基督教教义应和的生活法则。电影因其大众性，自然成为培育和生产这种社会家庭价值观的一种工具。于是，在传统的电影中，我们看到的结构模式和情节模式大同小异，实属正常现象。其中的冲突核心，通常是围绕当时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伦理道德来建构，这种推断毋庸置疑。无论是在经典好莱坞时期，代表作如《关山飞渡》，故事结尾让一个有过错的“好人”与一名从良的妓女结为家庭的实体，还是在新好莱坞时期，代表作如《闪灵》《邦妮与克莱德》，其间对家庭观松动的症候之描绘，都让观众能清晰感知家庭观念在其中起到的作用。 这种既稳定又浮动的特征，与丹尼尔·贝尔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表述的观点十分契合。在该书中，贝尔有一个重要的立论，即美国社会矛盾之核心乃是社会与文化的断裂所致。在这种处于不稳定的社会中，我们更能经常看到一些价值系统背离传统社会道德立场的电影之生产——它们同样既与体制同谋，又反过来威胁体制。与传统基督教教义所遵守的社会规则之意义不同，在西方，一些新的电影如新好莱坞电影，往往刻意塑造对传统价值系统的颠覆，以此敏感地介入社会变革。在美国社会转型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流电影的生产产生了一种价值系统的变革。其中一个明显的差异就是，经典好莱坞电影多刻画家庭价值的牢固与不容置疑，而到了新好莱坞阶段，家庭则被刻画成为喜忧参半之所，其依托的文化就起源于战后的自由主义思想，其中还包含了性自由、无政府主义、个体解放等衍生的价值观。这种叛逆的价值观反映在电影上，就是对家这个概念的重新思考。在电影《邦妮与克莱德》中，一对社会正常秩序的逃逸者和叛逆者由于非常偶然的机缘走到一起，并迅速建立起伴侣关系，这与库布里克电影《闪灵》中丈夫的家庭暴力乃至谋杀妻子的阴暗展现一样，都呈现了家坍塌之形象。但当过了20世纪60年代的个性解放时期，从20世纪70到90年代，社会价值观趋向保守之时，其时电影中的家庭伦理观也出现了回归，电影《阿甘正传》就是典型例子。这印证了美国类型电影研究者托马斯·沙兹的观点，在其成名作《旧好莱坞·新好莱坞：仪式、艺术与工业》中，托马斯表达了一个浅显但始终有用的观点，即电影承载了意识形态，家庭情节剧和家庭伦理电影既是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展台，也是都市、乡村生活图景的展台，更是家国同构寓言的载体。 在东方，家庭观念比西方更为牢固，因为东方有着漫长的封建社会或殖民地的历史，现代性和启蒙对于东方社会来讲，只是近两三百年之事。由此，亚洲社会的传统家庭观念势必更为牢固。但是，这种牢固在历史的涤荡之中并非一层不变，有时候也是浮动的。比如19至20世纪(刚好是电影诞生之期)中国的传统封建大家庭就随现代性的深入逐渐涣散，分列为几个小家庭，传统家庭作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基本单位的职能逐渐弱化。随着门户开放，来中国进行传教和贸易活动的教士、商人渐多，他们带来西方的风俗习惯，随着这些西方的文化、社会思想、家庭观念的逐渐传播，社会制度、家庭制度被广为介绍，促使人们对中国传统家庭模式的优劣进行反思，对传统家庭的态度进行反思。②这个处在现代性(传统和现象社会分野处)的社会进程就与电影在中国诞生之进程对应，于是在现象上，中国电影成为了中国社会现代性追求的一个媒介和窗口。这使得电影的观念表达与现代性相对应，电影从新艺术的角度很容易成为一部分具有先进观念的作者表达社会思想的媒介，于是在电影中表达新式的家庭观念成为其作品的诉求。这是中国社会现代性的要求导致的艺术生产服务于这个价值系统的现象之一。但是，由于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与西方走过的道路不尽相同，其每个阶段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和美学问题也有着错位和时间、文化差异，因此，其各个时期电影中家庭观念的表达也各有千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