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术与人类学几乎同时诞生。人类学家是摄影术的最早使用者之一。人类学家将摄影术与人类学原理进行有效结合，于20世纪70年代发展出人类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影视人类学。长期以来，人类学家对于摄影术的青睐在于其技术产品——影像，因为具有客观性的影像资料可以有效地服务于科学研究。在此种意义上讲，影视人类学的发展史某种程度上体现为作为论据的影像辅助人类学理论发展的过程，这或多或少造成了影视人类学从诞生至今的边缘地位。 目前来看，尤其是在国内学界，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学者携带摄影机深入田野，开始关注摄影技术在田野调查与研究中的特殊作用和意义，但未能洞见作为技术本体、彰显影像独立性的摄影机，未能对摄影机在影视人类学中的本体作用和地位进行系统论述。①从摄影机本体梳理影视人类学发展史，对于以往有关影像内容、影片类型等的主流论述有一定的反思意义，对于影视人类学知识论的发展，以及影视人类学多元化的未来走向亦有重要助益。 著名影视人类学家保罗·亨利(Paul Henley)认为，对摄影机产生兴趣，对其进行探究，需要人类学主导范式的转变，②笔者深有同感。在系统研究影视人类学学科发展史的基础上，结合自己长期的拍摄实践，笔者在本文中提出“作为行动者的摄影机”这一概念，③在人类学后现代转向的视域中对其进行论述。 后现代人类学讲求“复调”，在文体、叙事和权力关系中，均对“单调”的权威的科学民族志进行了质疑。与诗、小说等文体一样，影像也获得了文化表述的自由；叙事主体并不仅仅规定为人，非人的“物”也可以自由发声；影像民族志文本生产所形成的作者与自身、作者与他者、作者与读者，以及作者与摄影机之间的多重关系，使多声道的协商和合作成为可能，拓展出更为开放的对话空间。 本文以摄影机为切入点，重新梳理影视人类学的发展脉络，力图刻画出“作为行动者的摄影机”的发展轨迹。首先论述在现代人类学诸范式下，作为科学工具的摄影机如何“被动地”被人类学家使用；之后转向主体间性的、反思的、协商性的影像“实验民族志”，探讨摄影机的行动性和主体性如何被发现和认同。论述过程中，笔者还注意将纪录片(纪实性电影)的发展脉络和影视人类学的发展脉络并置讨论，这是因为具有影像和人类学双重理论积淀的影视人类学需要厘清影像以其特有的概念和价值体系渗入和改变人类学研究场域的过程。给予摄影机及影像以独立性，有助于从知识论角度解答作为交叉学科的影视人类学的根本问题。 一、科学范式中的摄影机：复制现实 自1839年达盖尔银版法问世后，人类学家很早就将摄影机纳入科学研究中，摄影机成为田野调研中的重要工具。摄影机的地位、属性，以及与作为研究对象的他者的关系等，在20世纪上半叶的人类学发展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一)地位不断提升的实验工具(1860-1930年) 摄影机很早就被应用到欧洲殖民扩张的相关调研过程之中。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收集了大量摄于1860-1920年间的人类学照片，这些照片无论从“智识”(intellectual)还是“政治”上都带有人类学发轫期的印记。异文化他者的种族特征被人类学家用照相机记录下来，带回实验室进行分析，为以西方精英为中心的进化论观点服务。④早期的人类学影像虽然“说出”了服饰、礼仪等活生生的多元文化信息，但由于当时盛行文化由生物特性决定的观点，这些照片成为比较视野下社会分阶论强有力的生物事实证据。 与早期进化论视角相比，摄影机在现代人类学范式的创立者博厄斯(Franz Boas)和马凌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等人手中，被赋予新的意义，有了更为积极的应用。 与进化论学者不同，博厄斯是从文化多样性角度来使用摄影机的。1883-1930年间，博厄斯一直在从事摄影实践。将摄影机交给报道人，让研究主体发声——这种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开始流行于影视人类学界的做法，博厄斯早在对夸扣特尔(Kwakiutl)印第安人的研究中就已采用。他把照相机交给印第安人，留下了很多物质文化、庆典、空间模式，以及人体和人像照片。⑤博厄斯还使用当时最先进的16毫米电影机对夸扣特尔印第安人的手工、游戏和舞蹈进行拍摄。⑥博厄斯认识到影像展示文化魅力的独特功能，但他并不信任影像，认为影像手段只能显示事物表象，影像只能作为原始数据来源，结合其他材料对文化进行三角测量。⑦尽管著名影视人类学家詹·茹比(Jay Ruby)将博厄斯视为“影视人类学之父”，⑧但博厄斯并未从方法论层面对摄影机及影像进行总结，遑论在那个年代认识到研究对象“反客为主”，自持摄影机反映自身的本土话语意义。博厄斯所代表的历史特殊论认为，深度地理解文化需要借助历史的维度，理解文化和人类思想的载体是语言，⑨影像并不具备分析和理解文化的独立性。 马凌诺斯基则从功能论视角使用摄影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1922年)和《野蛮人的性生活》(1929年)中，他采用大量精美照片描述土著部落的生产、仪式、艺术、家庭、园艺、技术、游戏等，以影像的形式展示土著社会的文化全貌。他是一个活跃的田野摄影家，约有1100个摄影作品保存在伦敦经济学院。⑩马凌诺斯基喜好摄影，但不认为这种记录技术可以达到人类学需要的分析深度。(11)在现代科学民族志生产过程中，摄影机作为人类学实验室的工具之一，可以再现文化某一方面的特性，但如果人类学家要客观地观察和分析作为整体的文化，还需要依靠文本才能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