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菲斯是上世纪20年代在中国影响最大的西方电影艺术家，曾在中国影坛掀起“《赖婚》热”和“格里菲斯热”。据《申报》电影广告统计，1922至1924年间，《赖婚》在上海各影院先后共上映五轮，每轮都引起观众极大的观赏热情。其轰动效应，使各大影院都趁“《赖婚》热”增加盈利，而将之前放映过的格里菲斯影片如《乱世孤雏》《一个国家的诞生》《残花泪》《不幸之婚姻》《党同伐异》《孝女沉舟》等都翻捡出来先后重映，又掀起“格里菲斯热”，受到中国观众的热捧。尽管格里菲斯晚年在西方影响不再，但是，1920年代的中国电影家、影评人和观众却给予他极高的评价，认为“葛雷菲士是电影界的老前辈，他在电影艺术上，着实有不少贡献，是开辟和建设电影艺术基础的一个大大的功臣”①。中国电影导演认识到，正是在他的影响下，世界电影“渐由幼稚时代而入于成人时代”，故“自《赖婚》一片到上海后，葛氏之名遂大噪于沪滨，而其导演的手腕，遂为大多数所崇拜”②。同样地，中国观众在看了《赖婚》等格里菲斯电影之后，热切期望“吾国各影片公司，亦当有此类佳片出现”③。所以学习和借鉴格里菲斯电影形成当时中国影坛的热潮。 对于中国早期电影受到格里菲斯的影响，学术界大都是从电影创作实践方面去关注的，从电影观念方面少有研究。而实际上，格里菲斯在“使电影从‘余兴’转变为‘艺术’这一点上，众口一词。其实电影观念在中国也有这一‘转变’过程，格里菲斯也扮演了关键的角色”④。陈建华先生在其阐释格里菲斯与中国早期电影创作的文章里，触及到这一重要问题然而没有展开分析，本文就是接着陈建华先生的话题往下说，着重从“电影观念”层面论述格里菲斯对于中国早期电影的深刻影响。即如中国早期电影家着重是通过观摩外国影片去琢磨电影艺术和技术，中国早期电影在“观念”层面受到格里菲斯的影响也主要不是从观念到观念，电影家、影评人和观众是透过格里菲斯的影片，去认识电影与社会人生的关系，去认识“电影是什么”以及电影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关系，而形成关于电影的观念的。 一、“电影摄影机是研究人类的器具” 格里菲斯认为“人类最有趣味的研究是人”，影片摄制亦是如此：“电影摄影机是研究人类的器具”⑤。因此，他强调电影创作视野和电影题材主题的人类性，认为：“时至今日，观众之目光，亦与电影俱进，陈旧之影片已无讨论之价值……故今日而称为一世之佳片者，非有全世界之观念不可。”接着他又说：“全世界之观念云者，要以合人情为主。”⑥格里菲斯这些关于电影“写什么”，也即电影与社会人生之关系的观念，在其影片中有充分的体现，给中国早期电影家、影评人和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然而并非所有译介到中国的格里菲斯影片都是这样。尤其是他在世界电影史上的两部杰作《党同伐异》和《一个国家的诞生》，它们更多是关于西方民族、国家或者西方文明的“宏大叙事”，当时的中国电影家、影评人和观众与之比较隔膜而少有共鸣，甚至有“目眩神晕，毫无兴味，虽其中互相印证，然过于烦杂，难于推测”之感⑦。在中国获得强烈反响的，是格里菲斯的《赖婚》《乱世孤雏》《残花泪》《孝女沉舟》《欧战风流史》等家庭伦理片和爱情片。其中最突出的是《赖婚》。这部在美国反响平常的影片，却因为符合当时中国的时代思潮，被誉为“内容异常丰富，处处含有深意，历写世情，切中时弊”⑧，数年间在中国先后五轮上映都火爆异常。中国电影家、影评人和观众是透过1920年代中国的“期待视野”去接受和借鉴格里菲斯电影的。 首先，恋爱婚姻是更具人类性的电影题材。中国早期爱情片“已接触到‘自由恋爱’这新的关系，因此我们说它胚胎于‘五四’的解放思想”，而“《赖婚》和《乱世孤雏》等反映出半封建的女子争求恋爱底自由的苦难，这与当时中国‘爱情片’所自产生的社会背景颇相同”⑨，它们启发国人去审视和批判中国社会类似的现实人生。例如《乱世孤雏》，人们认为这部影片“对于我目前苦难频连、醉生梦死之中国人民，尤有重大之教训”，可“借影片之力，使社会一般人民，引起平等之观念、建设之精神”⑩。再如影响更大之《赖婚》，“所描写者具有普遍性，且适合我国现社会情形……年来我国人高唱‘社交公开’‘恋爱自由’等名辞，我不知有多少无知女子，因误解‘公开’‘自由’之真义而沦为爱娜第二者矣”，故需要“数十百种与《赖婚》同一主义之影片，来导我国无量数之无知女子至光明之途也”(11)。格里菲斯借恋爱题材表现“自由”“平等”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电影的观念。 其次，格里菲斯认为具有“全世界之观念”的影片“要以合人情为主”，所以导演“需先审察真实之焦点”，细致观察并揭示出人们在家庭、社会中其生存状态的真实情形(12)。例如《乱世孤雏》，人们看到此片“描写专制时代之淫威，阶级制度之流害”非常真实，“故在贵族方面，极言其荒淫侈逸，反衬平民之受苦无穷”，能唤起观众之同情。它还使国人明白，电影表现普通人艰难惨淡的人生，只要与时代潮流无冲突，则“情节越普通的影片，越足以感动观众”(13)。最重要的，是这些现实描写中要渗透“人道”“同情”和“爱”，“极力铺张社会不平之罪恶，作相对之陪衬，用以阐发爱字之真义，无一处不是提倡博爱人道主义，又无一处不洒满同情之血泪。”(14)是格里菲斯让中国电影家、影评人和观众懂得，电影要真实地、充满人道同情地描写普通人的现实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