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革命之路》(Revolutionary Road)由萨姆·门德斯导演，由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凯特·温丝莱特等主演。该片改编自美国作家理查德·耶茨于1961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影片讲述的是一对生活在美国郊区“革命路”的中产阶级夫妇无法忍受生活的庸常虚无，期冀以实现巴黎梦为人生意义的依托，然而在男主人公获得升迁机会和女主人公第三次怀孕后，巴黎梦碎，女主人公堕胎而死。 两位主演曾经联袂出演《泰坦尼克号》，以致不少人在看过《革命之路》后，很自然地将其戏说为杰克生还、眷属终成之后的中年悲剧续集。不过，若要认真从这两部电影的主题上考察，会发现其连续性、相似性极其之少，异质性则十分明显：《泰坦尼克号》中，爱情的敌人是外在的和可见的，诸如门第、财富、天灾、人祸；《革命之路》中，幸福家庭生活的敌人则是内在的和不可见的，诸如意义的缺失、激情的黯淡、梦想的遥远等等。二者属于不同的电影类型。因此对于《革命之路》而言，外向型的解读往往行不通，我们需要挖掘叙事的内在驱动。 笔者在此意义上赞同把这个电影文本看成一个存在主义—女性主义案例。有人指出，虽然并无迹象表明原著耶茨曾经阅读萨特或波伏瓦①，亦无法证实他有存在主义或女性主义倾向，但“由于其对惠勒一家的日常生存的荒凉描写，很容易将《革命之路》一片看做人类生存境况、尤其是女性生存境况的一种存在主义注解”②。类似地，也有研究者指出，该电影以波伏瓦的手法，描写了一场针对性别刻板印象的战争③。援引存在主义、尤其波伏瓦的理论来讨论该片是恰当合理的，但颇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的研究在深度和主题上挖掘得远远不够。鉴于此，本文将尝试从体制、身体和自由这三个困境的角度进行解读，必要时还将就该电影文本与其原著小说稍作比较。 一、夫妇之间：体制困境 《革命之路》的故事发生在1955年的美国。相比于20世纪60年代，50年代的世界各地笼罩在暂时的平静之中④。美国郊区的日常生活同样波澜不兴。女房屋中介驱车带惠勒夫妇看房的途中，车窗外掠过的镜头告诉我们，这里有着城区难得一见的宁静氛围，比旁边的社区更加富有、整洁，绿色植被也更多。惠勒家所购买的房子是一幢敞亮的白色大屋，坐落于一处布满青草的斜坡上，紧邻一片繁茂的树林。不久，女主人在此房中接连诞下两个孩子。同当时大部分郊区中产阶级家庭一样，惠勒夫妇分工明确：丈夫弗兰克平日外出工作，妻子爱波操持家务、抚养儿女。这种家庭状况很难与“革命”二字联系起来。按一般的理解，革命发生于体制内部最脆弱的部位，该部位在某些极端情境下断裂、离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政治上占据最劣势的无产阶级，倘若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被剥夺、人身的尊严底线被践踏，则较易产生革命的要求。然而，一个衣食无忧、稳定恬静的四口之家，何以萌发与既有状况一刀两断的变革意愿呢？ 根据波伏瓦，资本主义社会的体制性压迫不止是、甚至主要不是经济和政治的，而是以否定个体的超越性的方式进行。在这种非唯物主义视角看来，政治权利、经济状况等外部方面并非最直接的反抗动机，因为在一个层层压迫的体制内部，这种压迫发生在任何一个阶级和层面上。要害之处在于，当个体萌发了超越的要求时，该要求受到体制的满足还是压抑。于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任何阶级里都可能萌发革命意识。《革命之路》的主人公拥有充足的外部生活条件，其超越性的需求是内在的。内在超越是一个主体脱离单纯的自在存在而向自为存在的跨越，通常表现为对自身生存之意义的寻求，其革命意愿正是在寻找已丢失的意义的过程中出现的。 对于爱波来说，意义丧失的节点是婚姻。她曾是颇有天分的表演专业学生，迫于婚姻惯例不得不放弃事业。随着儿女渐长，家庭负担略减，她迫切希望重回舞台。但在习俗允许的范围内，这种愿望只能在兼顾家庭的前提下以参加业余剧团的形式部分地实现，即非本质地实现。影片开始于一场失败的演出。爱波个人的表演普获好评，但各种舞台事故以及演员们的经验不足、水准不齐拖垮了整台戏，也影响了她的发挥。她失望透顶，极端的坏情绪引发了与丈夫间的一场激烈争执与冷战。登台表演对她而言是对日常的超越，是对别样人生的体验，但并不是实现意义的唯一形式。当爱波萌生举家迁往巴黎生活的念头后，她非常乐意在巴黎做一个政府职员以供养丈夫和儿女的生活，这说明她真正想要的是选择(以及放弃)的权利，而当下的生活是无可选择的唯一一种。她之所以产生被压迫感，恰恰出于这种无可选择的境况。 对于弗兰克来说，意义丧失的节点同样是婚姻。与对爱波的塑造相比较而言，影片开始时的弗兰克形象极其脸谱化。在车站，在办公室，弗兰克不是他自己，而是着装统一、表情一致的千万个为家庭奔波的男人中的一个。他们气息奄奄地出门乘车，低声下气地服从上级，消极疲沓地应付工作⑤。他曾在年少时作为战士，在巴黎体验过激情的岁月，也曾话语风趣、与众不同，引起少女爱波的爱慕之心。但如今，他再没有什么不同。唯有在发生婚外情时，弗兰克的类型化脸谱才发生短暂的、有限的改变。餐馆中的他似乎重新变得有趣，他开始表现自己，重视自己(比如重视自己的生日的意义)。情妇的崇拜的眼神令他暂时忘记妻子厌弃的神情。然而，弗兰克自觉地将这场婚外情框定在一个婚外情感寄托的范围内，不肯也无力寄予更多的感情涵义。 波伏瓦在《第二性》里曾提到弗兰克这类雇员的被压迫状况与家庭主妇的近似之处：“有许多男人像女人一样，束缚在中介和非本质方法的范围里；工人通过表达革命意愿的政治行动摆脱这范围；但所谓的‘中产’阶级男人有意留在这个范围里；雇员、商人、办事员像女人一样，注定要重复日常事务，在现成的价值中异化，尊重舆论，在世间只寻求朦胧的舒适，对他们的妻子并没有任何优势……他整天要服从上级，穿活硬领，确定自己的社会地位”。看起来，弗兰克所生活的那个外部世界，也正是卡夫卡所描写的那种官僚世界，一个“充满繁文缛节、荒谬的动作和无目的行为”的男性世界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