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暑期伊始，人们即欣喜地看到影片《我不是药神》红遍大江南北的火爆景象。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国主流商业电影继《战狼2》《红海行动》《芳华》等片之后再一次出现观影热潮，这对于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将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可以说，《我不是药神》的成功几乎是全方位的，不仅是在商业类型片里植入坚实的现实主义元素，也有众多演员倾情出演让人看到久违的表演艺术魅力，更有小人物良心迸发所体现出的人格精神力量。商业喜剧类型与现实主义精神的完美结合，使这部影片彻底叩开了中国观众的情感大门，这既是中国电影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也预示着中国商业电影一个新坐标的诞生。电影《我不是药神》在创作取向、艺术表现等方面有着示范、引领的意义，同时也对中国电影市场化运作以来的诸多误区带来讨论的空间和可能性。 一、重提表演美学对于电影的重要性 毫无疑问，电影《我不是药神》的表演团队绝对是当今一流的，每一个角色的表演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这种现象已经多年未曾见到，因此又格外令人惊喜异常。徐峥和他的演员团队实则恢复了表演在电影中应有的地位，把生活和艺术重新予以有机的衔接。这原本是电影艺术无可或缺的一环，然而却在近年“小鲜肉”和高价片酬的喧闹中失去了应有的位置，那么表演艺术和它的美学传统真的在电影工业时代不再重要了吗？这种疑虑在《我不是药神》出现之后，才真的重新找到自信的理由。为了演好片中角色，扮演吕受益的王传君，深入到白血病患者病房去体验生活；扮演刘思慧的谭卓花费一个月的时间苦练钢管舞，这种表演从内到外的投入与磨练，最终使电影中的每个镜头都传递出清晰的生活质感，也打造出感动观众所不可缺少的电影内在品质。 然而，《我不是药神》所积累的艺术经验是否会成为中国电影工业的普遍共识？中国电影产业化以来孜孜追求的商业大片还应该与何人共舞？这些或许是中国电影人不能绕开的问题。电影商业和艺术的关系，曾一度被认为是难以协调的，比如，艺术电影就应该属于小众，商业电影就要少谈艺术，这种观念不能不说在中国电影市场是悄然流行的，也因如此，IP和“小鲜肉”的作用被无限制的放大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这里，不妨先回顾一下好莱坞的历史，从中发现大片时代与电影艺术和谐共生的一个经典传奇。 20世纪70至80年代，好莱坞出现了一大批耗资空前的巨片，《教父》《星球大战》《大白鲨》《超人》《星际旅行》和《帝国反击战》等相继问世，并且以出色的视听效果和独特的风格，将观众重新召回电影院。但与此同时，新好莱坞诸多人文经典之作亦诞生在这个时期，如《出租汽车司机》《现代启示录》《克莱默夫妇》《猎鹿人》等等。在那个商业巨片勃兴的时代，电影所承担的文化艺术使命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得以增强。这种电影文化艺术与商业并驾齐驱的格局，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长期影响美国戏剧、电影界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以及其所培养的众多电影艺术人才。“社会意识和个性觉醒的主题使家庭剧一枝独秀，通过演员接受表演方法及其他对斯坦尼体系的阐述的训练而开拓了广泛的演艺天地，研修所以它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记录而引以自豪。因为在1970年至1984年的学院奖竞争中，该所成员获得了70多个最佳表演奖提名。这些人在其同辈人中做出了历史性佳绩。到1984年，研修所成员已获得150多个学院奖提名和35个学院奖。”[1]这里面提到的“演员研修所”于1947年在纽约成立，其主旨是“使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基础训练方法——培养他们的感觉、想象力、自发行为和发挥演员的主动性。而更重要的是激起他们情绪的方法……”[2]演员研修所的前身是1931年创建的集体剧院，其明确的宗旨是“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为基础培养出一批真正的演员”。实际上，早在1905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就随着阿拉·纳兹莫娃到美国的巡回演出被传入美国，纳兹莫娃恰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学生。这一表演体系的思想从戏剧界影响到电影，又从表演蔓延到整个编剧和导演等创作领域。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在美国的传承者，不仅为美国培养了大批优秀演员，也提升了好莱坞的艺术品位，以至于人们把创建于1931年的“集体剧院”看成好莱坞人才的主要源泉。著名导演伊利亚·卡赞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导演的电影，每一部都运用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观念。他使用该体系的方法分析剧本的结构，然后通过对剧本结构的分析，确定每一个场面、声音的处理，再对演员提出具体要求。“研修所会员罗伯特·德·尼罗，即以其作为演员的‘非凡技艺’和善于‘使自己化身为角色’的才能备受赞扬；他精心地运用了准备和发展角色的‘方法’技巧。为了准备拍摄《狂牛》(1983)，他花了数月时间跟一个拳击手一起生活。为准备《猎鹿人》(1978)，他在俄亥俄河谷的钢铁工人中生活，观察他们的言行举止。”[3]著名演员达斯汀·霍夫曼，也十分重视体验对角色准备的重要性：“我认为演员不应该非得‘表演’不可。一场戏应该以不‘表演’的方式构成……它在那儿应该如日常生活一样，所有工作应事先做好，所以你不必坐在那儿硬挤情绪。情绪应该自然流露。”[4]为了拍摄一部影片，霍夫曼往往要花费很长时间进行角色准备，最长的一次竟然长达三年之久。当然，他也深知这种艺术准备与制片方的利益诉求存在冲突，但是他依然要坚持自己的艺术标准。由此可以见出，“体验生活”同样是美国优秀电影艺术家成功的必经之路。 上述电影创作方法充分体现着电影艺术的精髓，其影响力早已跨越时代并成为好莱坞优秀的电影文化传统。按照理查德·A·布卢姆的说法——“作为美国最著名的演员、导演、学者所进行的创造性实验的触发因素已成为电影的主流。体系特定的历史根源和电影特殊的自然主义要求，使体系将继续对美国电影的未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5] 中国电影在20世纪30年代亦进入到自身的成熟期，这一时期的到来，自然仰仗于中国电影艺术家们的长期探索和努力。编导、演员们通过自身的长期努力赢得媒体、评论界和观众，并走上现实主义发展道路。著名表演艺术家赵丹在总结自己从《十字街头》到《马路天使》的演技变化时说：“如果说《十字街头》有模拟演技的成分，《马路天使》中所追求的则是现实主义的表演方法。”“正因为《马路天使》中的人物不是自己，导演时常提醒我要在自己身上找通向人物的东西。过去所熟悉的不能依附了，舞台上没有，电影上没有，美国电影里也没有。这是土生土长的中国的东西。”[6]由单纯模仿舞台和外国电影表演技巧，到从生活中去寻找表演的依据。这既是著名表演艺术家赵丹走向成熟的标志，同时也使中国电影达到了世界电影艺术的高度，并且获得了观众的广泛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