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电影研究”这一词汇令人摸不着头脑。究竟“后”作为前缀词修饰的是哪个概念？我们是得越过电影，转而研究多媒体、跨媒体的文化议题，开始把焦点放在“后电影状态”上了吗？第一种可能性是，电影已经不再是主导大众文化的主要传播载体，研究其符号运作将像是分析尘封、过时的博物馆藏品，而不再能够对于当代文化进行有效的批判。虚拟现实、画廊的艺术家创作以及数字时代的电玩互动都显得更属于这个时代——大众早已把电影远远抛在其身后。 第二种可能性则是“传统电影研究之后”。电影理论在20世纪初已蓬勃发展，但直到70年代以后才进入美国学院。从巴赞(André Bazin)到《电影手册》(Cahiers du Cinéma)，从《银幕》(Screen)到齐泽克、从拉康到创伤研究，电影理论这四五十年来的轨迹基本上奠定了20世纪后半叶人文领域的发展，哈佛、耶鲁、芝加哥等顶尖学府也都设立了电影研究系所。但进入数字时代后，电影研究也面临了某种危机——我们引以为基础的本体论似乎被数字浪潮完全侵蚀，一丝不挂：影像和现实再也没有绝对的对应关系，失去了指涉性的基础。因此，我们需要摆脱电影的本体论、摆脱20世纪70年代宏大理论的束缚、摆脱文化研究的框架，我们可以用新的方法研究(数字)电影。离开以叙事为中心的方法论，后电影研究成为各式各样的“特别效果”(special effects)研究。① 第三种意义含纳的范围则最为狭隘——研究“后电影”的电影研究。然而，这样的词汇意涵也有着诸多矛盾之处，因为许多挂着“后电影”名号的研究方案依然在研究电影，比如说斯蒂芬·沙维罗(Steven Shaviro)的《后电影情动》(Post-Cinematic Affect，2010)以及丹森(Shane Denson)所编著的文集《后电影：论二十一世纪的电影》(Post-Cinema：Theorizing 21st-Century Film，2016)。当代的电影作品已经变成了“后电影”吗？这听起来有点荒谬，毕竟在现象的层面上，“后电影”的那些作品似乎和“电影”没有什么差别——即便是《变形金刚》(Transformers，2007-2018)或《猩球崛起》(Planet of the Apes，2014-2017)这类作品，其中多数场景虽然是在计算机上建模、拼贴出来的，但我们仍然折服于影像所呈现出的“现实效果”——数字特效与现实摄制之间似乎没有缝隙存在。如果说“后电影”一词是为了响应消失的影像指涉性所产生的危机，那么，“后胶卷”(Post-Filmic)似乎是更为适切的说法。因此，后电影研究所指向的三条道路，从其命名的逻辑当中就可梳理出来： 一、后电影作为复数媒体研究的转向 二、后电影作为新的方法论 三、后电影作为新的电影现象 然而，这三个大方向很少触及到的核心则是为什么我们要谈论后电影？ 如果后电影的状态指的是影像在各种接口上无尽的繁衍与扩散，那么，这种情况在后摄影、电影的20世纪前半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口中的“机械复制时代”早就带给人们类似的震惊与讶异，为何到了21世纪又成了新的话题？德国媒体哲学家基特勒(Friederich Kittler)的信徒或许会说：“后电影是当今大众媒体的常态，理论思维仅仅只是跟上实作的步伐罢了。”这种理论落后实作的态度揭露的是后结构主义以降对于人本主义的轻蔑，认为思想与精神永远都受符号与物质形态钳制。因此，后电影研究所引发的恐惧不仅仅是关乎电影研究这门学科的存在价值，同时更是人文研究当中主体的地位与用处，以及其所处的媒体生态系统特性。也因此，本文将随着埃尔塞瑟(Thomas Elsaesser)的指引从“媒介特殊性”的角度出发，谈论电影研究转至所谓的“后电影研究”的重要性。谈后电影研究，不仅仅要处理电影理论学科内部的危机，更得思考数字革命对于电影研究及其特殊性带来了哪些根本上的改变：从电影的现代性到后电影的媒体特殊性，到底我们该怎么样面对这场巨变？ 后电影、后媒体 在埃尔塞瑟的《媒体考古学作为征兆》(Media Archaeology as Symptom)中，他指认出了三个电影史研究当中的重要潮流——早期电影、数字电影以及艺术场馆当中的运动影像。但是，对于“后电影”这个理论场域来说，三者的重要性却不相等，有些因素似乎更重要一些。追根究底来说，后电影的危机来自于数字革命，从1978年的布莱顿会议算起，早期电影的研究已然开展了40年，算不上是什么新鲜事，而各式各样的运动影像(如白南准的作品)也早已进入了博物馆的场域当中，这些录像作品和扩延电影(expanded cinema)也从未让学者认为电影的时代已经在我们的身后。为什么数字时代让电影学者对于时代的更替感到特别焦虑呢？ 这让我们回到数字革命的本质上来思考后电影的焦虑感。数字革命——将所有的信息储存模式转换为数不尽的1与0，用二进制的运算模式吞噬所有的物质储存系统，透过影像的接口仿真并形构出旧时代媒体的样貌，让使用者觉得在使用体验上仍然相似，没有本质上的改变。这种状态在设计上的专业术语是仿制(skeuomorph)，比如说智能手机上的“按键”，就是在模仿人们在机械时代的心理经验。20世纪的重要媒介——电影、广播以及电视，都在数字的接口上合为一体，更别提上一个时代的摄影以及控制历史与符号转译数十个世纪的文字系统。数字的革命令人兴奋，也令人困惑，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无法知晓这样的汇流对于理论架构有什么影响，以及“媒体特殊性”神话的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