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6年国庆档、2017年暑期档到2018年上半年，中国电影不断呈现出新亮点。《湄公河行动》借助真实新闻事件延伸演绎，以多角度、全方位的跨境武装行动，让观众对“主流电影”产生新的认知，影片最终以11.81亿元票房位列2016年度票房排行榜第六位。随后《战狼2》以更高的类型化、工业化程度，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军人“一日为战狼，终身为战狼”的燃情，和“犯我中华，虽远必诛”的大国意志。影片以56.81亿元票房收官，成为全球影史单一市场观影人次的冠军和首部跻身全球票房排行前100的中国电影，为2017年上半年略显疲势的国产电影市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湄公河行动》导演林超贤的新作《红海行动》为2018年春节档增添了“不一样”的贺岁感，票房为36.19亿元，超过《美人鱼》成为内地电影票房第二名。《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战狼2》等热映国产片的荣光背后，蜿蜒着艰辛曲折的进路历程。 一、“主旋律”回溯：紧迫的大片想象与践行 1987年2月，在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上，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贺敬之提出“弘扬主旋律”的主张。同年3月，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局长的滕进贤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了“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主旋律”的概念由此开始使用并成为20世纪90年代电影创作的重要命题。 1994年前后，中国电影改革开始起步，对外开放力度加强，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尝试以分账制发行的形式每年引进10部“可以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基本反映世界电影艺术最新成就的进口影片”。“分账制大片”强势进入中国。1994年11月，中国内地第一部以票房分账形式引进的美国影片《亡命天涯》公映，在内地市场取得2580万元(人民币)票房，受到了观众的热情肯定与欢迎。随后，《泰坦尼克号》和《拯救大兵瑞恩》等好莱坞大片先后创下空前的票房纪录，成功带动国内的影片发行，也极大地刺激了国内电影行业和电影市场。1996年3月，全国电影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决定实施电影“9550”工程，即在国家“九五”期间，每年拍摄出10部(具有大片品质的)优秀作品，五年共拍摄50部，并从政策和资金上重点扶植“主旋律”大片的制作。由此，“主旋律”电影在注重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同时，开始呈现出多样化和商业化的趋向。 应该说基于“主旋律”的大片想象不仅是着眼于审美上、形式上的，更主要还是在好莱坞大片参照效应的刺激下，对其传播效果、主流价值观、意识形态传输功能和轰动市场效应的期许。“分账制大片”带来的压力使中国电影产生出全方位的紧迫感，面对好莱坞大片的全球发行，《泰坦尼克号》《拯救大兵瑞恩》等制作精良的美式主流大片，在传播美国主流文化和价值观方面的巨大功能，迫使“主旋律”电影在政策层面“口号先行”，并利用“举国体制”的优势规划出“五十部大片的愿景”。从1996年开始，在国家政策导向和资金支持下，“主旋律”大片的探索之路渐次铺开，大投资、大时空跨度的历史揭秘以及当红明星等商业元素轮番尝试。冯小宁的《红河谷》，空间跨度从黄河壶口跃至雪域高原，有抗英史实、惨烈战争和动人爱情，气势做足，收效却不尽如意。叶大鹰的“红色系列”在历史揭秘的向度上，精致化地渲染异国情调，设置“西方视点”，使用高人气港星张国荣出演革命者，的确在主旋律电影的主题表现和审美表现的层次上，多有拓展与丰富，口碑不错但仍未产生出突破性效果。而谢晋的《鸦片战争》、吴子牛的《国歌》等“大片”都在史诗性上铆足了劲，质量上乘，但与“主旋律”大片的期许仍存较大的差距。总体来看，“9550”工程是本土“主旋律”电影面向市场、面对竞争跨出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一大步，在其演变发展的进路历程中功不可没。然而，客观地说其市场效应与社会文化反响的预期并未达成一致。 其实，在迈向“大片之路”之前，主旋律电影就已在计划经济的国营电影体制内历经近10年的发展，形成了“领袖传记片”“英模传记片”和“重大历史事件献礼片”三个系列。以塑造伟人形象为宗旨的“领袖传记片”一直是“主旋律”电影重点扶持的对象，注重将领袖人物的个人命运与激荡的大时代风云交织呈现。这一时期出品的《孙中山》《毛泽东和他的儿子》《周恩来》《刘少奇的四十四天》《青年刘伯承》《邓小平》等影片，从日常生活和伦理感情入手，来塑造平易可亲的领袖形象。英模传记片以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涌现出的英雄、模范人物为原型，凸显其克己奉公、鞠躬尽瘁、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的精神和事迹。20世纪90年代拍摄的《焦裕禄》《蒋筑英》《凤凰琴》《孔繁森》《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片都是英模传记片的代表作。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献礼片是借助“十七年”时期就已成型的“定点打造，献礼展映”的电影文化模式①，在重大历史事件和纪念节点拍摄出“三大战役”、《开国大典》《重庆谈判》《七七事变》《建国大业》等影片。这三个系列的主旋律影片在走向大片之途的过程中仍然持续拍摄，但“主旋律”创作的聚焦重心已开始出现移位。 二、新主流尝试：多点位探寻 进入新千年前后，马宁于1999年和2000年两度在《当代电影》发表专题论文②，提出“新主流电影”的主张，他指出：“面临好莱坞电影的直接竞争，我们更应该考虑制作低成本有新意的国产电影。应该充分发挥国产电影的‘主场’优势，利用中国本土或者传统的文化‘俚语环境’，有效地解放电影的创造力。应该在以较低成本赢得高回报的状态下，恢复电影投资者、制作者和发行者的信心。”③随后电影学界也开始从国家软实力建构等角度介入对“新主流”的理论探索。在全球化浪潮席卷的今天，提高文化软实力，是国家文化建设的战略重点。正如饶曙光在《感染的力量——文化软实力与电影》中所言：“中国电影所急需的，就是要大力推进和发展能够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主流电影，尤其是主流大片。我们的主流电影，尤其是主流大片，必须在有效表达主流文化价值的同时满足数以亿计的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观赏快感，增强作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从而有效传播主流文化价值。只有这样，电影也才能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总体战略中发挥应有的和更大的作用。”④ 随着对“新主流”的呼唤，“主旋律”的称谓开始向主流电影蜕变。世纪之交，在经历整体触底的低迷和贺岁片一枝独秀的尴尬之后，中国电影迎来了全面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改革。在新世纪的头10年，商业类型电影以《英雄》为起点的“古装大片”迅速蹿升为中国电影的显面，伴随电影体制改革、市场化建设、院线建设的全方位转型，拉开了大片时代的帷幕。随后《十面埋伏》《无极》《神话》《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赤壁》等古装大片不断涌现。伴随着市场化的潮涌浪翻，“新主流”也开始尝试变身，先后出现《云水谣》《张思德》《铁人》《风声》《十月围城》《建国大业》《建党伟业》《辛亥革命》《秋之白华》等一批质量上乘的主流电影，以多点位探寻的方式，铺展出新千年新主流的探索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