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导语 过去几十年来，许多国家实施了公共养老金改革，旨在改善政府的长期财政状况。人口老龄化趋势将加大福利国家的财政可持续压力，倒逼这些国家调整政策以应对。大多数国家实施的以增强政府财政能力为目标的养老金改革，都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鼓励就业、增加税收上，而没有放在阻力较大的福利削减方面。①尤其要指出的是，改革的核心目标之一是延长有效退休年龄。与此同时，这些改革通常也会尽可能地维持改革前公共养老金体系的再分配效应。挪威政府2011年实施的养老金改革同样想达到上述目标，也同样具备上述特征。本文旨在尽量真实地评估挪威养老金改革究竟有可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政府的长期财政状况。 挪威政府特别注重改革的长期财政效应。相比于OECD其他多数经济体而言，挪威中短期财政的稳健令人印象深刻。在2001年实施的财政规则下，挪威政府海量的石油收益被注入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截至2014年末，这一主权财富基金的资产规模已经超过挪威GDP的2.3倍。但本文的预测显示，在老龄化趋势下，若维持现有的养老金支出方案，2025年后挪威政府的支出将超过税收收入，这预示着挪威财政将面临严峻的长期可持续问题。②与此同时，短期稳固的财政状况使挪威政府有条件把重点放在通过改革提升公共养老金体系的长期可持续上。在这方面，挪威比那些短期财政很吃紧的国家要从容得多。 由于涉及三种类型的效应，③深入分析养老金改革需要复杂的建模。第一，有效且到位地描述改革要素需要海量细节。这些要素包括临界值(threshold values)、与私人职业养老金计划的协调、低收入群体的特别安排、转型期过渡方案以及普遍原则的例外情况等。另外，模型还需要掌握居民个体的收入及寿命的异质性。上述参数的调整不仅对养老金体系的再分配效应很重要，而且对准确预测公共养老金体系的累计支出也非常关键。幸运的是，动态微观模拟模型(DMS，Dynamic Microsimulation)能够提供这些细节，有关部门经常用它来动态测算改革对个人待遇和公共养老金支出的影响。格鲁伯和魏斯(Gruber and Wise，2004)使用了直接效应(mechanical effects)这一术语衡量，他们忽略了个体行为调整和一般均衡反应。弗勒德(Flood，2007)、莫里森(Morrison，2007)、布兰切特和米内兹(Blanchet and Minez，2009)以及里奥姆布鲁尼和莫斯卡(Leombruni and Mosca，2014)应用动态微观模拟模型分析评估养老金改革的直接效应，他们是这样做的少数学者。在挪威，本文的两位作者——弗雷德里克森和斯特罗姆(2007，2011，2014)也沿用了这一方法。与其他国家相比略显例外的是，挪威有关部门在改革前期的准备中也使用了动态微观模拟模型。 第二，现实评估应考虑养老金改革对个体行为的影响，特别是劳动力供给。养老金改革如何影响劳动力供给，尤其是通过退休，这方面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文献，其综述可见格鲁伯和魏斯(2004)。他们对12个可比经济体进行了微观计量分析，结论是养老金体系对退休有强效应。挪威在实施养老金改革后的头几年，也观察到了改革对退休年龄的正面效应，相关研究可详见赫尔纳斯等人(Hernaes et al.，2015)。 第三，长期看，对合理的养老金改革的直接反应和行为反应可能足以产生显著的一般均衡影响。为此，一些研究人员使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来分析养老金改革。克伊勒和格鲁伯(Coile and Gruber，2003)对均衡效应的潜在影响给出了很好的说明。他们的估算表明，美国社保改革对预算赤字的影响，正好等同于扩大了税基，而精算机制对支出的影响微乎其微。在一份挪威养老金改革方案的研究报告中，何慕伊和斯滕森内斯(
and Stensenes，2008)也发现扩大税基对财政的贡献要远大于削减养老金支出。奥尔巴赫和科特立科夫(Auerbach and Kotlikoff，1987)创新性地应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进行叠代分析，毕茨玛、贝滕朵夫和布勒尔(Beetsma、Bettendoff and Broer，2003)，以及波文贝尔格和科纳普(Bovenberg and Knaap，2005)用这一方法评估荷兰养老金改革对预算和经济的影响。费尔(Fehr，2009)应用随机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人口老龄化与养老金改革。近期这一领域相关文献还包括不同稳态之间的转变、不确定性和风险分担、社会效率效应，以及同代和代际收入分配效应等(可参见Conesa and Krueger，1999；Krueger and Kubler，2006；Nishiyama and Smetters，2007；Fehr and Habermann，2008：Harenberz and Ludwig，2014)。费尔、哈伯曼和金德曼(Fehr、Haberman and Kinderman，2008)应用双曲贴现的方法分析德国社会保障体制的福利效应。希尔特(Hirte，2002)在叠代(OLG)模型中引入最优退休。艾森西(Eisensee，2006)，费尔、卡尔怀特和金德曼等人(Fehr、Kallweit and Kinderman，2012；Imrohorglu and Kitao，2012)在分析典型养老金改革④时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还有学者(Diaz-Gimenez and Diaz-Saavedra，2009；Sánchez Martín，2010)用同样的方法研究西班牙养老金改革。有学者(Imrohorglu and Kitao，2012)在美国经济的动态随机叠代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中同时引入最优退休和养老金待遇要求。戈拉森(Galaasen，2014a，2014b)用同样的建模方法研究了挪威2011年养老金改革。
，Nils Martin 
，均任职于挪威统计署研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