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40年来，中国通过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现了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的显著增加，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当中，服务业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最末产业一跃成为第一大产业，逐渐成长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典型事实似乎也符合发达国家在工业化阶段由中后期向后工业化阶段转换过程中，国民经济必然出现服务化发展趋势的客观规律。但是，这一客观规律在中国情境下的具体表征是什么?符合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吗?在当前的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这些问题亟需得到科学回答。为此，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事实，概括总结其历史轨迹、内在逻辑，描述改革和开放在中国服务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服务业发展必须加快转向内需主导型战略的命题，并对这一战略的基本内涵、作用机制、实施前提以及政策取向等问题进行分析。 一、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发展的历史轨迹 (一)服务业发展的总体规模 1.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长总量十分可观 改革开放以来，受惠于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型，一些所谓的“寄生性”服务业部门也得以“平反”，开始大规模地发展起来。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统计，服务业增加值从1978年的905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427032亿元①，年均增长率达到18.1％，远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24.6％增加到2015年的50.2％，这是继2013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占比之后，首次跨越50％大关，2017年这一比重继续升至51.6％，中国的“服务经济”时代由此开启②。这一期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每年增加1.9个百分点，而且近年来，其比重呈现不断加速上升趋势③。 2.服务业吸纳就业的潜力未能充分发挥 国际经验表明，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服务业将成为吸纳劳动就业的主要渠道[2]。自1978年以来，随着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先上升后趋稳，服务业就业比重也表现出相对较快的上升趋势，然而，中国服务业在吸纳劳动方面没有充分发挥出应有的潜力。权威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服务业就业人数高达33757万人，相较于1978年的4890万人，整整增长了5.9倍。但2016年的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比重也只有43.5％，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统计，2016年属于发达国家的美国和日本，其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分别高达81.3％和69.6％；属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巴西和保加利亚，其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也分别达到了63.3％和63.6％。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中国服务业就业的增长率也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 (二)服务业发展的行业结构 1.专业化发展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实行优先发展物质生产部门(尤其是重化工业)的国家战略，因而服务业部门发展极其落后，门类也很不健全，而且常常是内嵌于物质生产部门当中，比如很多国有企业往往都设有食堂、幼儿园等等。但在1978年以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大量为生产活动进行服务的各种辅助性部门逐渐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服务部门，这样一来，服务业从无到有，规模逐渐扩大，在专业化和规模化效应的作用下，劳动生产率获得了快速提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统计，中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从1978年的0.1851亿元/万人稳步提升至2016年的11.3819亿元/万人，年均增长率达到11.4％。而且，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呈现出明显加速上升的趋势。 2.行业异质性导致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服务业作为一个庞大的部门，它所包含的行业是十分芜杂的，各行业生产技术也呈现很大差异[3]。这就决定了服务业具有很强的行业异质性。譬如，有些服务业部门的可标准化程度较高，生产过程能够脱离消费过程独立实现，在达到一定的标准化水平之后，服务劳动的机械化替代也成为可能，因而其生产率的提升就比较快速；而有些服务业部门的可标准化程度较低，所要求的个性化程度高，甚至生产过程本身也需要消费者参与，因而其生产率提高就十分缓慢。表1描述了1991年以来中国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情况。从表1可以看出，房地产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最高，二者在2011—2015年间的均值分别高达102.5亿元/万人和129.0亿元/万人，在2006—2010年间的均值也达到了85.4亿元/万人和81.0亿元/万人，均远远超过其他服务业行业的生产率水平。其中，教育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是最低的，2006—2010年、2011—2015年两个时期的均值分别只有5.8亿元/万人和11.3亿元/万人。进一步观察表1可以发现，劳动生产率最低的行业除了教育以外，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卫生和社会工作，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一些具有公共品性质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也十分低下，这或许与Baumol(1967)所说的服务业“成本病”有关[4]，同时也反映出中国的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亟待进一步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