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史之一页》是中国电影先驱黎民伟主持拍摄及剪辑制作的以孙中山、蒋介石及北伐战争为主题的纪录片。其基本素材的拍摄工作始于1923年，至1941年录音剪辑成品，1946年后再以《勋业千秋》之名，重新配音推出。这部纪录片从开始拍摄到制作成品，历经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这一重要的历史时期，由最初命名为《建国史之一页》，到最终演变为《勋业千秋》，其制作过程，素材的生产、重组与再利用，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从默片到有声电影的过渡，呈现了影片如何屡经剪接、重组、反复配音，以及截取定格冲洗成照片，从而生产出不同的历史叙述，影响到受众的印象与历史记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影片播放所需条件较多，因此不论是《建国史之一页》抑或《勋业千秋》，其流通并不十分广泛，但由该影片定格、剪裁、拼合制作的各种照片，却通过纸质媒体传播甚广，并且成为后来经常被使用的图片资料，用来说明某些“事实”，制造出许多“史实”，由是，此影片可谓经历了一个由动而静的“移影换形”过程。现存的该影片虽然残碎，但将之与其他照片和文献资料结合运用，置于近代政治社会文化变迁的语境中重新梳理，将焦点放在该影片的生产过程，而非将影片的最终成品作为孤立的资料去阅览，应不失为一个有意义的个案，有助我们反省中国传播史研究。① 一、电影先驱与革命伟人：黎民伟与孙中山 拍摄《建国史之一页》的渊源，可追溯到黎民伟的个人志趣及其与孙中山的关系。黎民伟原籍广东新会，1893年出生于日本，1899年随家人到香港读书和生活。1907年前后，黎民伟开始学习摄影。他曾自述，因为在课余接触到电影，而感觉“电影将来在娱乐上和教育上，是要做主帅呢!看罢归来，我不自觉地渐渐把意志沉浸在电影事业方面去了。不过，我那时只知道电影的潜移默化之力，比较文字语言图画尤为有效而已”。②当时黎民伟已积极参与革命活动。据其子女忆述，黎民伟“很钦佩孙中山先生，因为他能够不顾自己的性命，为革命奔走”。③1909年，黎民伟加入中国同盟会，利用戏剧宣传革命，“希冀在继续粉墨登场中，毡毹漫舞下，播下争取自由解放的种子予观众”。④辛亥革命期间，黎民伟“捐资运械，不遗余力”。⑤1911年4月广州“三二九起义”失败后，黎民伟与胡汉民、邹鲁、陈少白、高剑父、谢心隼、周昶清、陆醒伯、胡津林等革命党人在香港创办清平乐(白话)剧社，从事戏剧运动，宣传革命。他们“每当夜后，辄群集屋背顶密商革命工作，当时所演的《戏中戏》《黄花影》《爱河潮》《侦探毒》《莺儿泪》等剧皆脍炙人口”。民国成立后，黎民伟“目睹昔日的革命同志多在仕途上，争权夺利，互相倾轧”，认为“此皆教育不普及与道德观念薄弱所致，乃决心从事戏剧工作，希望多获取经验和常识，作为今后进行电影事业的基石”。⑥1913年，黎民伟以“人我镜剧社”名义，与美国人布拉斯基(Benjamin Brasky)、万维沙(Van Velzer)等成立的华美公司合作拍摄故事短片《庄子试妻》，从此走上电影之路。 在20世纪20年代，新闻纪录片方兴未艾。由于纪录片在理念和制作手法上，均有别于当时大多以虚构故事为主题的电影，而有关重大事件的新闻纪录片所呈现的所谓“真实性”，理论上又比一般的纪实片为高。当时正值孙中山为反对北洋军阀统治、捍卫共和革命成果而不懈努力之际。1920年11月28日，孙中山经香港抵达广州，筹备成立军政府；次年5月5日，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黎民伟的日记即记有1921年5月3日他从香港“夜船上省”，5月5日“孙中山先生就总统职于粤”等事。⑦早年曾参与革命活动、具有电影拍摄经验的黎民伟，敏锐地意识到广东政局变化的重要性，决定跟随孙中山拍摄新闻纪录片。1923年2月，黎民伟向邹鲁、黄庆田、陆醒伯及兄长黎北海等集资50万元，创办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在公司成立之初，他即宣称“誓以总理北伐事迹摄为电影放诸银幕，向中外人士尽量宣传，借发扬总理伟大之精神，阐明总理革命之意义”⑧，并得到孙中山的支持。 事实上，孙中山也特别重视利用摄影、录音、电影等新媒体宣传革命。法国历史学家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即认为：孙中山“是一个属于当代世界的人物：一个沟通者、某种媒体天才，生来就该使用喷射客机、传真机和电视，即便当时的他必须屈就于蒸汽船、电报和报纸”。⑨在清末进行革命时，孙中山就经常在海外各地华埠戏院发表演说，对戏剧和电影及其宣传效能并不陌生。民国成立后，巴达维亚埠(即今印尼雅加达)的华侨发起成立电戏筹备善后补助会，拟“自备资本，购买关于中国之电戏影画，前往南洋各埠开演，所得戏金，尽数汇交新政府财政部，以资筹办善后事宜等”，孙中山即发函号召南洋侨胞大力支持，谓该活动“于筹款之中，兼可提倡爱国心，办法甚善”。⑩1911年10月武昌起义胜利后，孙中山的日本友人梅屋庄吉曾安排摄影师萩屋坚藏随萱野长知等人到中国拍摄中国革命的影像。1913年3月，梅屋庄吉在东京浅草的大胜馆专门为访日的孙中山播映了萩屋坚藏拍摄的革命军在长江中下游作战及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庆典的影像纪录，孙中山看完影片后十分感动，反复要求重新播放。(11)孙夫人宋庆龄也同样重视电影的教育功能，她在1917年2月19日致梅屋夫人函中就曾提及，“如果我自己能有一笔钱的话，我会和你合作搞电影，因为电影是实施教育的一个很好的手段”。(12) 孙中山对黎民伟的拍摄工作十分配合，并题赠黎民伟“天下为公”横幅，作为鼓励。从1923年至1925年孙中山逝世，黎民伟的摄影团队拍摄了大量孙中山参加各种活动的镜头，即使是孙中山去世后，拍摄工作仍然继续。1923年2月中下旬，孙中山由上海经香港回广州宣誓就任大元帅，并发表演说强调建设和平“真统一”。黎民伟日记记曰：“孙中山先生到港，伟与彭年往接应，并摄电影。”(13)同年5月5日，孙中山签发“大元帅令”：“兹有民新影画制片公司来前敌撮映[摄影]，仰各军一体知照”(14)，要求各地、各部支持黎民伟的电影拍摄。黎民伟日记中记载有不少当年拍摄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工作概况。如，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广州市高师学校，伟领导罗永祥往摄影片”；1924年6月23日，“午在东校场拍阅操”；10月17日，“在省拍孙总理离粤北上”；10月18日，“在港拍春阳丸”，等等。(15)据黎民伟忆述：“举凡孙中山先生之行动，如就任临时大总统职，为滇军桂军干部学校开学典礼向各省军队的训话，对商团授旗，欢迎俄舰，俄国罗孚将军出殡，出巡北江，亲临梅湖炮台试炮，攻打惠州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北上开国民会议，奉安典礼，誓师北伐等片，均由我与罗永祥、彭年等随军摄制。”(16)孙中山在北京去世后，1925年3月17日广州召开追悼会，黎民伟亦前往拍摄。(17)同年5月，黎民伟与李应生、李应侯、杜月笙等在上海创办民新影片股份有限公司。(18)1926年3月10日，黎民伟往南京见邹鲁，商讨拍摄中山陵奠基事宜。(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