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着诞生于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的普罗/左翼文学，当下的研究者除了要承担文本分析与思想阐释的任务之外，恐怕还不得不将这些文本视作历史文献，使其在一个充分历史化的语境中显现自身。倘若援引陈寅恪先生有关“了解之同情”的著名论断，这一历史化过程实乃展开学术研究的首要前提和必由之路。不过，陈寅恪同时指出，此一“了解之同情”必须经过严谨扎实的文献“解释及排比之程序”，否则“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①。如此看来，如何有效地回到这些普罗/左翼文本产生的历史语境，是研究者不得不面对的学术挑战。 而与“了解之同情”有异曲同工之妙者，大概是苏联文艺学家巴赫金(М.М.Бахтин)的“复调”诗学。“复调”诗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为具体的使文本得以自我解构的(self-deconstructive)“读书方法”②：任何“生活表述”作为思维整体的呈现均由两部分组成，即语言表达的部分和暗示的部分，后者的作用不仅更为关键，而且依附于“社会评价的基调”，因而每一句“生活表述”都是被省略和简化的价值判断，如同只有“从属于同一社会视野的人”才能“共知的‘口令’”③。以此类推，艺术作品正是这样一个满载“未言说的社会评价的强大的电容器”④，研究者的任务就是让未言说者发声，让暗示的部分显现，从而在一种“复调”的状态下把握文本的意义。 以此检视，举凡普罗/左翼小说中出现的场景事件、典章器物、衣着服饰、举止谈吐，在在隐藏着通往彼时“社会视野”的“口令”，而我们对这些暗含“社会评价”之文本细节的考证，自当绕过“豆饤之学”的陷阱，着力探求普罗/左翼文学创生发展的内在动力。不仅如此，在面对以“复调”为本质特征的小说文本时，诸般“话语”众声喧哗，但在表现文本主题和折射作家思想的功能上，它们却有所差异。换言之，总有个别“话语”参与建构了小说基调，故而值得深入研讨。 而藉此读书方法，通过细致的文本犁耕，努力回到普罗/左翼小说生长的历史语境，我们可以发现：从茅盾的《追求》到谢冰莹的《麓山掇拾》，从殷夫的《音乐会的晚上》到阳翰笙的《大学生日记》，这一系列文本中竟然不约而同地嵌入了一部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不小影响的美国好莱坞无声电影《党人魂》(The Volga Boatman)。该片由著名导演西席地密耳(Cecil B.DeMille)执导，取材于俄国十月革命。而在著名普罗作家蒋光慈那部备受争议的长篇小说《丽莎的哀怨》中，《党人魂》更是成为作家学习和借鉴的“前文本”。此外，这部题材独特、票房大卖的影片，还曾引得殷夫、高长虹、巴金、鲁迅、田汉等来自“革命阵营”的作家先后撰文批判。它们连同彼时其他大众媒体上的《党人魂》评论，正构成了我们理解蒋光慈等普罗作家“挪用”《党人魂》这一文学行动无法忽视的“社会评价的基调”。但至目前为止，学界有关《党人魂》与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与普罗/左翼文学之历史关系的专题研究，尚付阙如。有鉴于此，本文将以蒋光慈的《丽莎的哀怨》为中心，着重考察普罗/左翼作家对于《党人魂》的挪用与批判，努力呈现普罗/左翼作家革命书写的背景与命意，以期为深入探讨普罗/左翼文学之历史价值提供新的角度和依据。 一、一个来自好莱坞的“范本”? 在蒋光慈1929年问世的长篇小说《丽莎的哀怨》(以下简称《丽莎》)中，主人公丽莎在追怀自己当年与木匠伊万那段胎死腹中的恋情时，不禁想起“两年以前”观看的一部“轰动全上海的”电影“伏尔加的舟子”⑤(按，此处所言的《伏尔加的舟子》即《党人魂》的直译)。接下来，丽莎以直接引语的形式详细介绍了该片的主要情节，其核心要义在于俄国公主林娜背弃了自己的未婚夫——“一位很有威仪的少年军官”，与后来成为革命军领袖的伏尔加河舟子展开了一段超越阶级与战火的爱情。然而正如丽莎所述，这部电影“情节是异常地离奇”，但她“发生特别兴趣的并不在此”，而是对于自己“身世的感慨”： 如果我的结局也同林娜的一样，如果那个少年木匠伊万在革命期间也做了革命军的首领，也和我演出这般的离奇的情史，那对于我该是多末地侥幸呵!但是现在我的结局是这样，是这样地羞辱……⑥ 细读上文，与其说丽莎曾经“侥幸”期盼的拯救者是现实中的木匠伊万，毋宁说是电影中的伏尔加河舟子，因为后者代表了真正的革命力量，乃是无数个木匠伊万的“原型”。《党人魂》之于丽莎如同一个荒谬的美梦，离奇的情节固然不值一驳，但其揭示的愿望却是激动人心。 紧接着，丽莎细致描述了自己当初的观影感受： 在看这张影片的时候，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令我惊愕不止，那就是观众们，当然都是中国人了，一遇着革命军胜利或少年舟子佔着上风的时候，便很兴奋地鼓起掌来，表示着巨大的同情……我看见他们所穿的衣服都很华丽，在表面上看来，他们都是属于波尔雪委克的敌人的……我的天哪，难道他们，这些无知识的中国人，都是波尔雪委克的伙伴吗?⑦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蒋光慈藉由丽莎的视角呈现了俄国革命在中国的深刻影响。透过丽莎的表述，《党人魂》的主体部分也嵌入了蒋光慈的文本中，使《丽莎》获得了某种“不带有文学的那种假定性”的“看待事物的积极视角”⑧。这不仅有效地拓展了丽莎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范围，更为小说增添了不同的革命与爱情“话语”。那么，《丽莎》与《党人魂》这两个文本之间的关系是否仅限于此呢? 让我们再次回到《丽莎》的文本。不待《党人魂》出场，小说开篇不久即以“伏尔加河”来表征丽莎至死不渝的乡愁，接下来，“伏尔加/河”的字样频繁出现竟达16次之多(尚不包括丽莎对于《党人魂》的引述)，就连那家雇用丽莎跳裸体舞的饭店也被叙事人冠名为“伏尔加”。通过不断咀嚼那些发生在伏尔加河畔的故国记忆，丽莎沉浸在今夕对比的感慨之中，而这就使得她与白根和伊万的两次“爱情”自然带有了反动或革命、堕落或拯救的不同色彩。直至临终之际，丽莎与“美丽的故乡——伏尔加河”道别⑨，为这首乡愁的咏叹留下一个悲伤的尾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