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电影检查法》，翌年成立了电影检查委员会，一直松散地放置在地方政权或民间组织手中的电影检查权从此归于一统，由中央政府来集中掌控，创下了一种沿用至今的电影管理制度。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不可谓不多，但鲜有专门将舆论因素与民国时期的电影检查制度(以下简称电检制度)之诞生联系在一起来加以探究的著述。[1]事实上，在南京国民政府创立电检制度之前的1920年代，媒体上关于电影检查的讨论已甚为热闹，所涉议题及其生成的某些主流意见，为后来的电影检查的制度化发展提供了诸多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和实践方案，并内化于电影管理者的思维意识之中，左右着官方对电影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实施。[2]同时，这些舆论也在主流意见之外为电影检查的实践路径探索了多种可能性。尽管此类言论在当时声势不彰，乏人在意，以致一度被淹没于历史深处，但如今观之竟并未显得陈旧过时。显然，它们构成了中国电检制度乃至电影管理体制的一段“前史”，绕开它去谈论包括电影检查在内的媒介审查与媒介管制在中国的发展演变与生存境遇，不说是徒劳无功的，至少也难得要领。因此，本文拟以《电影检查法》出台之前媒体上有关电影检查的舆论为考察对象，着重叩问如下两个命题：其一，彼时把持媒介话语权的知识阶层对电影的传播效果持有何种认知，以及这些认知如何使舆论界、知识界乃至政界对电检制度欣然接受?二，在接受电检制度之同时，为了防范电检制度侵害公共利益，从而有悖于设置电影检查之初衷，舆论又持何种主张? 一、从“社会的导师”到“社会的问题”：对电影传播效果的矛盾心态 作为一种舶来品，电影在传入中国之后虽然很快落地生根，拥趸日众，但由于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社会地位不高，多被视为茶馆、戏园或游乐场中供人消遣的杂耍游艺，因而不入知识阶层之法眼，也就难以受到广泛的瞩目。然而，进入20世纪20年代之后，随着其发展规模之扩大，受众结构之变化，尤其是得益于国产电影的快速崛起，昔日难登大雅之堂的电影逐渐引起知识阶层的注意，其媒介特征、功能以及它与社会生活的种种联系，常常成为报刊上热议的话题，电影遂成为了一个可以关乎世运民风的新兴艺术品，而不复昔日那个等而下之、可有可无的“玩意儿”了。一句话，电影开始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起来。考诸最初那些抬举电影的言论，可以看出，时人之所以对电影的态度发生此种转变，源于他们看到了潜藏在电影娱乐面孔之下的另一副表情——教育性。具言之，在时人看来，电影不仅可以博人一粲，亦能导人向善、移风易俗，进而惠及社会与国家。 早在电影让人“娱乐至死”的1924年，曹元愷便倡议：“要使电影作岌岌乎危极的中国的救者，作孽海里人们的慈航”，而非仅仅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品。[3]此后，这一愿景获得愈来愈多的舆论回应。汪福庆写道：“吾辈从事电影事业的人们，要随时注意到电影的真旨是什么，电影的使命是什么，要知道社会上所说的娱乐品三字，并不是它真正的目的，在道义之邦没有成立，路不拾遗没有达到的时候，它真正的目的，是改造社会的利器，在国际观念没有□消，世界大同没有实现的现在，他真正的目的是表扬国光的工具。那么，从事电影事业的人们，当然俱是改造社会的先锋，表扬国光的使者，是无疑的了。并且社会上的民众，俱敬我们为社会的导师，推我们为民族的代表，所以我们所肩负的责任，委实重大万分。”[4]李柏晋称电影“实在是个社会的导师，负有社会教育最大的责任的!他能导社会于淳朴高尚，发扬民族精神，巩固国家基础”。[5]棲鹏认为：“电影为灌输人民智识之利器，亦为社会教育之导师。故电影剧本之选择，须含劝善惩恶感化社会之性质。”[6]阮毅成则引入哲学视角，别出心裁地提出一个“超人的影戏观”，其核心旨趣也是将电影视为民众之导师：“影戏是要常常站在先知先觉的地位上，来领导后知后觉的，而不是专随一般不知不觉的人为转移，永远成为人类中的落伍者的。”[7] 称电影可以济世兴邦，拯救苍生，这是从大处着眼了；往小处说，电影至少可以像一位先生那样去“教书育人”，以此成为一种别具特色而又能差强人意的教育工具。出版于1924年的《电影杂志》上曾刊登一则广告，其中有一条关于“影戏”的定义：“影戏，为含有教育意义之娱乐，为父母者能携带子女常观有益之影戏，必能补教育之不足。”[8]其实，这并非纯为广告商的堂皇之辞；它在当时亦时常浮现于文人墨客的笔端之上。在为《新新特刊》所作的“发刊辞”中，宋元生写道：“电影含科学之原理。具艺术之要素。为今日教育之一大利器。”[9]汤笔花在探讨电影编剧何为时亦将电影比作是“一本极大的教科书”，它“表面上似乎是一种娱乐的游戏品，其实暗地里是要给观众们看了得着益处”。[10]可以说，此等言论很典型地反映出当时的舆论对电影的媒介特性与功能的一种全新的认知：进可兴国耀邦、改良社会；退亦能匡正人心、辅助教育。既已如此不同凡响，岂能再如以往那般将电影视为儿戏?故知识阶层对电影刮目相看，遂成事实，正如一些评论家所观察到的：“我们现在大多数的知识阶层，已把从前陈腐的眼光，改变过来，承认影剧是社会的导师，人类社会之有秩序与否，全恃影剧之发达与否。”[11]“现在的影片虽未有挂起‘教育’二字的招牌，然它简直是含有教育的力量的。”[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