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是电影画面构制的核心问题，此点殆无异议，人们甚至可以说：没有运动影像，“所谓‘电影艺术’也根本不会存在”[1]166。但本文所讨论的是一个相对有些悖谬意味的现象：自新浪潮以来，某些导演[如戈达尔(Jean-Luc Godard)、塔科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阿巴斯(Abbas Kiarostami)、科斯塔(Pedro Costa)等]开始重视电影艺术中“静态画面”(Stilled Image)的构制问题。他们经常有意识地运用定格(Freeze Frame)、固定机位(Fixed-Camera Position)、慢镜头(Slow Motion)等手法，在作品中嵌入一些刻意的、破坏场面运动感的镜头。相对于运动影像，这些造成了静止感觉的场景，我们统称为“静态画面”。不少电影研究者都重视这类画面构制所包含的艺术内涵，法国著名电影史家塞尔日·达内(Serge Daney)甚至将它提升到一种本体性的、可与正统电影视觉体制对抗的高度。他说，运动画面是耽于享乐的，静态画面倒可能促使人们“从被电影摄影所抛弃的碎片中，从以前记录下的饱含意义与感情的影像中，重造一个现实”。[1]168 但静态画面如何切实地对抗电影的运动本性?戈达尔、塔科夫斯基等人的艺术探索究竟是在怎样的层面上，或者说是在怎样的尺度上触及现代影像构制的基础性问题(如运动影像与商业生产、政治意识形态、个人中心主义等之间的关系)?这类探索具有怎样的普遍价值意义?……静态画面是一种相对小众的艺术实验手法，学术界至今较少对之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因此本文尝试以静态画面实验最具代表性的开拓者之一——戈达尔的艺术实践为个案，讨论静态画面构制的一些独特技法及其可能葆有的艺术内涵。 本文将从姿态(Gesture)、面容(Visage)、声音等几个方面讨论戈达尔作品中的静态画面问题。 戈达尔式静态画面的首要重点乃是捕捉独特的姿态。在刻画人物、展现故事情节的时刻，电影艺术家们通常更为关注表现对象动作的蕴藉，而戈达尔则有意中断动作的连贯性，以定格拍摄(或近乎定格拍摄的慢镜头)、重复(Repeat Camera)等手法，刻绘对象在某种时空条件下的姿态。某些时候，为了突出这种姿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还直接或间接地在电影画面中引入绘画、雕塑名作[2]194，提醒观众注意表现对象的姿态与名作所表现姿态的近似性或同构性。像《轻蔑》(Le Mépris)开篇碧姬·巴铎(Brigitte Bardot)的裸体镜头援引了委拉斯凯兹(Velazquez)的《镜中维纳斯》(The Rokeby Venus)中的斜卧动作[3]83；《受难记》(Passion)大量援引了伦勃朗(Rembrandt)、戈雅(Goya)、德拉克洛瓦(Delacroix)及格列柯(Greco)等人作品中的姿态。[3]58通过这类像是硬性嵌入的静态姿势，戈达尔遏阻了运动镜头的流畅感，也遏阻了故事情节的顺畅展开。 就戈达尔来说，他不会认为这种静态姿势的嵌入是“遏阻”了故事情节的展开，相反，他会认为这是凸显情节自身丰富内涵的必要环节。这一观念，明显借自于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4]199在布莱希特中后期的艺术探索中，“姿势”的观念明显居于重要的地位。语言、姿势、音乐都具“动作性”[5]58，相比日常的动作举止，布氏赋予姿态更多的社会性意义。布氏认为，在戏剧化的场景中，恰切的姿势更具凝练的效果：“‘姿态的’(Gestisch)是‘姿态’(Gestus)的形容词，‘姿态’同时包含主旨与姿势的意思；可以用语言或动作表示的一个态度或者一个态度的单个方面。”[6]53如果说布氏关注的重点还停留在戏剧方面，戈达尔则将视野拓宽至电影领域来探索现代姿态观念所可能包蕴的艺术潜能。 以姿态遏阻运动画面的流畅感，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类静态图像瓦解了环环相扣、结节与解扣所营造的紧张的叙事节奏，使故事表达呈现出松弛状态：“这种戏剧将使观众感到轻松，他们只是松弛地跟踪着剧情”[7]。松弛的叙事节奏将广泛地运用插曲或离题的手法，在故事情节中插入许多难以归类的非叙事性事件，要言之，亚里士多德所谓的那种“事件的结合要严密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若是挪动或删减其中的任何一部分就会使整体松裂和脱节”[8]78的叙事美学在此就被自然废止了。《女人就是女人》(Une Femme est une Femme)属于姿态引入松弛叙事节奏的典型影片。该片中出现很多无法归拢到“三角恋”关系之下的姿态展示。例如，安吉拉在歌舞厅的魔幻换衣动作，刺穿现实主义模仿真实的织网，除去提醒观众虚构的强力外，未勾连前后动作。诸如此类的姿态既铺展了故事的剧情，又营造出一种适切于幽默风趣喜剧的松弛节奏，撬动紧密的逻辑链条。 当然，松弛的节奏只是一种表面上的美学趣味。戈达尔钟情于此乃是欲以此对抗传统观念中统一情节事件发展的逻辑律。按照他的说法，逻辑观念不仅历来均效忠于统治阶级利益，并且简直就是“极权主义的开端”[9]。在逻辑基础上构想故事情节，表面上合情合理，实际上却步步窄化了行动的可能性连结，姿态所展现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关系才是丰富和富有内在张力的。《新浪潮》(Nouvelle Vague)堪称实践了戈达尔这方面艺术思想的代表作之一。影片表现流浪汉罗杰与富家女艾琳娜爱情关系时，就不是通过对话或动作，而是通过两组对应的人物间类雕像姿态(Quasi Statue Gesture)来传达相应内容。那是一个客厅场景，左移之前，艾琳娜将腿搁置在罗杰背上；右移之后，艾琳娜俯身将手臂搭在罗杰肩上。这两种姿态简洁有力地提契出二人爱情角逐的张力，很明显，富家女在姿态上占据支配性的主导地位。在这里，戈达尔使用不带逻辑解释力的平移镜头将姿态并置，既粘连了画面又释放了对爱情、劳资关系等的态度。在这样的画面构成中，姿态解除了画面对叙事预期的承担，却在视觉碰撞中推进剧情，“事件出现了，但是它无法在原先的状态中被计数为一”[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