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中国电影的发展势头向好。以2017年为例，国产电影达798部，总票房达559.11亿。最高单片票房56.83亿，票房过10亿的电影6部，过5亿电影13部，银幕数达到50776块(截至2018年4月底为54592块)，城市院线观影人次达16.2亿，均创历史新高。其中银幕数已经超过美国，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最大“票仓”。 实际上，自2016年以来，中国电影遭遇产业“新常态”的徘徊危机。票房在连续高速增值后回落，粉丝电影不灵，IP热潮消退，但2018年的“元旦档”开局和春节“贺岁档”票房表现都让人振奋。《芳华》《妖猫传》《无问西东》等票房成绩和全民热议关注现象都令人欣喜。《红海行动》在《战狼2》之后再掀新主流电影大片的小高潮，并且在价值观的稳健、国家形象的平和有度、团队协作的叙事布局和人物群像塑造等方面均有突破。 毋庸讳言，在中国电影产业一路高歌猛进的形势下，“质量提升”“产业升级”“机制保障”等隐忧或期待，“新学院派”“中国学派”“重工业电影”“电影工业美学”等提倡和呼吁也渐成共识，成为业界学界的关注重心。 一、历史语境：“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学院派”或新学院派，是近年颇有战略眼光的北京电影学院倡扬的。此观念无疑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立足于电影学院师生从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导演、“第六代后”和新力量导演等大量具有“学院气质”的电影创作基础上的。 对于“新学院派”的提法，我比较赞同钟大丰教授的观点。首先他认为“中国电影史上的‘学院派’传承的主要是欧洲艺术电影的学理性和艺术经验与观念，同时也继承了艺术电影的个性化视点和人文情怀的追求”。而现在则应该倡导“新学院派”，“‘新学院派’的‘新’就是应该基本认同中国电影作为大众文化的现实，面对中国电影市场变化的前提，来建立我们创新性的学术思考”① 这就是说学院派的创作绝不是也不应该是隔离于市场、受众、商业、票房的，不能“躲进学院成一统”，从与电影学院相关的创作主体来看，第四代导演里的张暖忻、郑洞天、谢飞等走的是文人化、现实主义诗性表达与人文追求的道路，第五代导演(电影学院毕业生)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则追求宏大文化反思主题和视觉造型美学风格，到第六代导演的大部分，则走的是欧洲艺术电影的道路，包括王小帅、娄烨、章明等。 但到了新世纪新时代的新语境下，以目前在电影学院任教的教师主体的创作，如曹保平、薛晓璐、徐浩峰、徐静蕾等人的作品来看，他们的创作明显不同于第四、第五、第六代导演，他们秉承电影产业或工业观念，电影具有明显的商业性追求(但绝不过分，不以低俗为代价)，而是往往保有某些“作者性”特征，有适度的(尽管可能是“低度”的)艺术品格，因此他们是游走于电影市场要求的商业语境之下，但又最大限度地平衡电影的“艺术性”和“商业性”、体制性与作者性等关系，力图达成电影美学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的一代新导演。他们大约可以定位为“体制内的作者”②之列。 新学院派的这种创作取向与我近期提倡的一种“电影工业美学”理想③是颇为切合的，即要求电影人秉持商业、媒介文化背景下的产业观念，服膺“制片人”中心制，做“体制内的作者”，践行标准化生产的类型电影观念并学会与制片人及创作团队进行有效合作。在适应体制、市场并保证作品质量的同时展现自己的才华，创作经得住观众审视、市场检验的电影作品。 与新学院派相关的另一种重要术语“中国学派”，实际上在许多学科领域都早有提及，甚至是整个20世纪中国思想界、文艺界的一个贯穿性的重要主题。毛泽东提倡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或许是“中国学派”思想的源头或滥觞。但实际上类似这样的思想或许可以追溯得更早，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关于西化与本土化的论争。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④(即《论新阶段》)的工作报告，在其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要求，并提出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思想：“洋八股必须废止，空头抽象的调子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一思想在抗战初年提出，得到了很多文艺工作者的呼应。如巴人(王任叔)在1939年9月的《文艺阵地》上发表《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章加以热烈呼应，呼吁“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对“全盘西化”进行反思：“新文学发展到今天，我们的文学的作风与气派，显然是向‘全盘西化’方面突进了”，“现阶段的文艺的运动，要以利用旧形式，推行大众化，从而创造新民族形式为主要课题”。巴人还举例说《阿Q正传》这样的作品就是具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 在1940年初，毛泽东又在《新民主主义论》⑤中，继续谈“民族形式”问题，提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毋庸置疑，“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毛泽东一贯提倡，并在20世纪中国新文化新文艺建设中发生过重要影响的重要的美学原则。不仅在当时就直接或间接引发了国统区文艺界对“民族形式”的大讨论，而且对中国20世纪艺术、文化史上关于民族化/西化等论争，乃至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艺术的创作、批评与理论都影响深远。正如笔者曾经论述过的那样，关于“民族化与西化”的“二元对立”，在整个20世纪引发了它们自身的“民族化”“本土化”(包括要不要以及如何民族化、本土化)等一系列相关问题。这一组矛盾虽常常以对峙的姿态出现，但又往往在相互对立矛盾中相互融合统一。在这一组二元对立中，又往往派生出西化派、本土派、融合派、国粹派、现代派、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等不同但又常有交杂的文化价值取向。”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