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职业教育“提质攻坚”行动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作出了“三个转变”的重要指示,指出要“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质量提升成为一个新的热门重点,我国发展重点从高速发展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建设质量强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在迈入质量时代、建设质量强国的背景下,质量是当今中国所关注的话题。在国家政策层面,已出台了相关的质量提升行动政策。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指出“将质量强国战略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开展质量提升行动,加强全面质量监管,全面提升质量水平,加快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推进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加强职业教育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培育众多‘中国工匠’。”《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树立科学的质量观,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建立健全课程衔接体系,建设“双师型”队伍,提高信息化水平,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完善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体制机制。可见,从国家宏观政策到教育领域,都把提高质量,建设现代质量强国放在了重要位置。 在此背景下,要开展职业教育“提质攻坚”行动,扩大职业教育优质资源供给,实施“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行动计划,加强专业、课程和教材建设,坚持学历教育和培训并举。作为支撑“提质攻坚”行动的一部分,要积极发挥职业教育质量监测评估的重要作用。 二、问题:到底什么是质量 对“质量是什么”的拷问不曾停歇,在职业教育评估领域这也是一直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 (一)对质量的界定 20世纪80年代对质量的认识达到了一个顶峰。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研究生院副教授David A.Garvin在1984年提出了五种定义质量的方法:(1)哲学的超验方法;(2)以产品为基础的经济学方法;(3)以用户为基础的经济学、市场营销和运营管理方法;(4)以制造为基础的运营管理方法;(5)以价值为基础的运营管理方法。①每种方法都体现出了对质量认识的不同导向(见图1)。
图1 五种定义质量方法的不同导向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的年代对于质量有着不同的理解。二十世纪50年代强调生产,60年代强调市场,70年代强调销售、市场、顾客、生产等战略,80年代强调产品的功能性、可靠性、稳定的价值,90年代强调顾客满意度,进入2000年开始关注其公共性和社会导向,即关注产品的安全性、可持续性。可以看出,每十年,质量的定义都在不断变化。而现在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理解质量,未来怎样去思考质量,这其实是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见图2)。
图2 不同年代对质量的不同理解 (二)质量为何难以界定 正因为质量的难以界定,我们在给教育质量下定义时会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首先,质量是“捉摸不定”的。教育与生产差别很大,生产是人与物的关系,而教育是人与人的关系,因此,不能简单地将经济学、管理学对质量的定义套用到教育领域。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涉及众多利益相关方,利益相关方观点不同,对质量的解释也就不同。 其次,质量是多维的。它很难用一句话来定义,从不同的维度可以给出不同的质量定义。 另外,质量是动态的。不同时代对质量的定义与理解是不一样的。公众对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的信任越来越少,促使各教育机构做出调整,由注重学校声誉转移到注重向出资人、客户呈现学生学习状况的具体证据。 (三)给教育质量下定义的两种策略(见图3) 1.从目标或者成果来确立质量 从目标或者成果来确立质量也就是从状态来呈现质量,它可以分为标准驱动和利益相关者驱动。从标准驱动角度来看,一是聚焦于预设的标准、规格和要求,即教育的适目的性,二是注重超越、追求卓越、排他性的最高标准,即教育质量的卓越性;从利益相关者驱动角度看,一是聚焦于对公众的履责,即问责的角度,二是聚焦于学习经验的转化对学生和雇主带来的利益,即转化的角度。 2.从确定反映输入和输出的具体指标确立质量 输出指标即学生学习的绩效指标,输入指标包括管理指标、学生支持指标。评估者往往从反映输出和输入的具体指标来确定质量,所以对评估者来讲不同的质量定义其评估的出发点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