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由沪赴港的“南下影人”群体中，岳枫(1909—1999)是相当重要而独特的一位。从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独立执导，到70年代在香港息影，岳枫在四十余年间执导了近百部影片，不仅数量可观，而且风格多变，类型多样。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岳枫的职业生涯与20世纪30年代以来交织着商业、战争、文化，以及充斥着意识形态论辩的中国电影史密切联系在一起。他见证和参与了中国电影史上多个重要历史阶段，并因其在不同时期的电影活动而被打上了一系列相互矛盾的标签：进步导演、“软性电影”制作者、“附逆影人”、香港左派影人、香港右派影人。透过岳枫复杂而又矛盾的身份，我们隐约可以看到一名电影人在历史潮流的裹挟中艰难抉择、茫然失措的心路历程。 然而，与此不相称的是，长期以来，岳枫在战后香港的创作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现有的研究集中于琐碎而表面的口述历史，以及对个别文本的分析，少有完整、深入的论著讨论其香港阶段作品的文化政治、类型特色及成就等。①本文拟以岳枫导演在战后香港阶段的创作为中心，并结合其早年在上海的创作经历，讨论沪港两地电影传统的传承，以及“南下影人”在冷战背景下的创作实践与文化想象。 一、从进步导演到“附逆影人” 在四十余年的职业生涯中，岳枫经历了三次重要的转变：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他从一名进步导演转向“软性电影”制作者；上海沦陷时期，他由一名民族主义者而为“附逆影人”；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香港影坛，他脱离左派阵营，成为一名右派影人。他的这三次转变均与时代的发展，尤其是政治局势的变化息息相关，体现了一名电影制作者在与历史交涉时的不同境遇。 原名笪子春的岳枫生于上海，早年曾在照相馆做学徒，20世纪30年代初期进入电影界，先后以副导演、编剧的身份任职于大东金狮影片公司、孤星影片公司、上海义记影片公司。②《中国海的怒潮》(1933)及《逃亡》(1935)令岳枫在“新兴电影运动”中崭露头角。《中国海的怒潮》反映了沿海渔民遭受盘剥和压榨的现实，影片结尾处渔民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情节，更是切中了时代的脉搏。数十年后，岳枫在接受访问时，仍为自己的处女作感到骄傲，因为它代表了“时代呼声”，并且“深具民族意义”。③《逃亡》讲述的是“九一八事变”前后，“一大群无辜的民众，在野心帝国主义者的铁蹄蹂躏下，四处逃亡的一段凄惨悲痛的故事”。④这两部作品有力地揭露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现实，尤其是其中明确的反帝国主义立场，为初登影坛的岳枫赢得了批评界的赞誉。⑤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影片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与社会影响，与左翼影人的协助密不可分(阳翰笙撰写了《中国海的怒潮》及《逃亡》的剧本)。 虽然岳枫坦承自己深受阳翰笙、田汉、夏衍等进步电影工作者的影响，⑥但他并未进入左翼影人群体的核心；恰恰相反，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后，岳枫的创作生涯出现了第一次重要的转变。1933年末，艺华影片公司(以下简称“艺华”)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冲击、捣毁。迫于压力，“艺华”调整制片路线，开始大量制作“软性影片”。岳枫一改过去的路线，执导了《花烛之夜》(1936)、《喜临门》(1936)、《百宝图》(1936)等“软性影片”，与曾经的左翼同路人渐行渐远。昔日的“粗线条导演”遭到左翼批评家的口诛笔伐：《花烛之夜》“以空想的故事，臆造的事实，来向我们灌输着‘宿命论’和‘无抵抗主义’的毒汁”，⑦而《喜临门》更被斥为“一张有毒的电影”，是“人民的鸦片烟、红丸”。⑧对于左翼批评家的指责，岳枫颇不以为意，他为自己辩解道，一名导演“不单要能够摄制某种性质的影片，也应该能够摄制其他性质——甚至任何性质的影片，而且能够胜任而无亏阙职，方可算是一名导演人”。⑨ 在“孤岛”时期，岳枫主要服务于“艺华”及刚刚崛起的新华影业公司，在“孤岛”的电影奇观中，他逐渐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艺术风格，“在他的作品里面，常有一种动人的调子，和浓烈的情绪”，“对于悲剧的处理，比较擅长”。⑩他能够驾驭不同的类型(如歌舞片、古装片、稗史片等)，中规中矩地完成片厂交付的任务，体现了较强的适应环境、迎合市场的能力。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岳枫迎来了职业生涯的第二次重大转变：他决定留在上海，(11)并且先后为由日本人所控制的中国联合制片厂股份公司(“中联”)、中华电影联合股份公司(“华影”)拍片。在一篇刊载于1942年《新影坛》的文章中，岳枫表示，“处于时代的驱策下”，他“履历着人们不可避免的‘艰幸与苦痛’的过程”，并且抱着“‘本位努力’而谋忠心于艺术至上的工作”。(12)这段含混而晦涩的文字所流露的隐忍、逃避与“合作”，正反映了岳枫等在极端环境下的复杂心境。这段经历为岳枫打上了“附逆影人”的标签，尤其是参与执导《春江遗恨》(1945)，更令他在战后备受指责。(13)抗战胜利前后，岳枫一度辗转于华北、东北等地，直到检举“附逆影人”的风波逐渐平息之后，才重返上海。 1947年之后，岳枫重新活跃于上海影坛，娴熟的导演技巧和灵活的应变能力令他再次成为引人瞩目的导演，他先后为国泰影片公司、“中电”二厂等制片机构执导了多部成功的商业片。1949年春，岳枫应张善琨之邀由沪赴港，(14)成为“南下影人”中的重要一员。在这个逐渐崛起为中国电影制作重镇的城市，他终于可以暂时放下沉重的道德负担，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翻开新的篇章。在此后二十多年间，岳枫在香港执导了约五十部影片，不仅产量丰沛，而且质量可观。在冷战气氛笼罩下的战后香港影坛，岳枫小心翼翼地把握着文化、商业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平衡，他由“左”而“右”，完成了创作生涯中的第三次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