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18)03-0135-10 “改革开放”概念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改革开放”内涵的演进是一部生动的改革开放史。“改革开放”概念的变迁不仅是政策总结的过程，也是通过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以及文化创新实现话语建构和价值认同的过程，并且经过一定的酝酿深化实现制度化的过程，因此，“改革开放”概念的演进包含话语转换、思想转变、实践转型的过程。本文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党和国家主要文献选编以及《人民日报》等原始文献为考察文本，采用对“改革开放”的概念进行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深入分析改革开放40年来“改革开放”概念的演进逻辑，探求其中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以概念史阐释改革开放史、党史、国史，这将有助于客观审视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有助于以更广阔的历史视角总结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有助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推进改革开放。 一、“改革开放”概念变迁的基本历程 “改革开放”的概念并没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文件中出现，应当与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定义和评价进行区别，据已有原始文献考察，这一概念首次合称是在6年之后的1984年。在这个过程中，相关概念进行了一个分化、组合、变迁的过程，最后整合为“改革开放”，并经过制度化过程加以确认。因此，分析概念史不能囿于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要坚持历史主义的基本原则和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从历史事实中找寻概念的首次提出和本初内涵，并分析其内涵的演进逻辑。尤其是明确辨析“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之间的内涵及其辩证演进过程，有助于从概念史的角度透视改革开放历史发展的基本路径，也有助于从概念的来龙去脉中把握“改革开放”思想的实质与价值取向。 (一)“改革”与“开放”概念辨析 从当前的话语语境来看，“改革”与“开放”是两个具有很强区别度的概念，但是在这两个概念内涵演进的过程中，它们的内涵有着复杂的交融过程。正是二者在话语和内涵层面的辩证演进过程，体现着对改革和开放及其之间关系认识的逻辑演变。 要想厘清“改革”与“开放”之间的关系还要明确“搞活”的内涵，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初，对“改革”“开放”“搞活”三个概念之间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基本呈现三种理解形式：一是将三个概念并列，是从狭义层面理解三者之间的关系；二是将三个概念的内涵等同，从广义层面上理解三者之间的关系；三是对三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界定有所差异，尤其是不在同一范围内理解，因此三者之间既有内涵重合也有概念区别。 首先，从三者内涵并列的层面理解，1985年3月7日，邓小平指出：“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1]这种概念并列类似于“开放、改革、建设”[2]的提法，三个概念都是从狭义角度理解。其次，从同一内涵层面理解“改革”“开放”“搞活”，邓小平在1984年11月1日中央军委座谈会的谈话中阐释改革开放政策时指出：“一个对外经济开放，一个对内经济搞活。改革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外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3]在此处是从广义层面理解“开放”概念，这里的“开放”包含“改革”和“搞活”内涵。最后，从内涵交叉融合层面理解，“搞活”相当于狭义的“改革”，例如“经济搞活”[4]“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5]等说法中，“搞活”一词的出现总是与“经济”一词相伴相随。在这种层面来讲“搞活”只是针对经济层面的改革，“对内经济搞活，改革经济体制”[6]，印证了“搞活”的指向。根据文本研究发现，“改革”“开放”的概念在改革开放前期的使用非常灵活，在一定程度上二者内涵的关系可以是包含或相等的关系。 因此，在“改革开放”概念确立的过程中，“改革”与“开放”是两个深度融合的概念，“改革开放”概念的制度化①过程完成后，“改革”与“开放”的概念更加明确，并且其内涵不断根据实践发展赋予了时代特色，不断发生着变化。“改革”演变出现了“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7]“计划体制全面改革”[8]“全面改革”[9]“深化改革”[10]等表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并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全局改革”“自我革命”[11]等表述，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对改革的广度、深度以及维度的要求不同。而“开放”概念从不同主体视角分析“开放”具有不同的内涵，从国家民族层面来看侧重体现“对外开放”，从某一具体领域层面来看则具有“改革”的内涵，并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形成了“全方位开放”[12]“开放型经济新体制”[13]等表述，反映出我国全球化参与程度的加深和调适应对能力的增强。 (二)“改革开放”与“改革”和“开放” “改革开放”并不是“改革”和“开放”概念的简单相加，从其内涵演进的逻辑来讲，是“改革”和“开放”概念的整合。一方面，改革和开放不是事物两种完全割裂的存在形态，有着深刻的内涵交融和机制衔接；另一方面，“改革开放”概念的形成与“改革”“开放”内涵变迁之间有着深刻的逻辑关系，体现着对“改革开放”概念及其制度确认②与改革开放实践之间的深层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