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707(2018)4-0118-04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10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习近平的中国是强大的。”[2]12我们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用自己的话语，“自信地回应海内外对中国的成绩、道路和未来的一切质疑”，[3]1向世界清晰地说明中国“从哪里来”“走什么路”“往哪里去”。本文所论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应用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在世界各国中，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应用的机构、人数、文章和书籍最多的，无疑是美国。美国论著的研究方式和视域非常广泛，我们在此重点讨论其用得最为广泛的三种研究方法。 一、历史解读法 历史解读法是一种结合时代背景诠释各阶段代表人物思想的研究方法，该方法被众多的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者们所推崇。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曾说：“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4]203对很多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来说，历史解读法是效果比较显著的一种研究方法。美国研究者也利用这一研究方法，以特定的历史原貌来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起源、发展及其应用。 在运用历史解读式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应用的文献中，美国国际投资银行家和公司战略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博士(Robert Lawrance kuhn)的《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和《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两书堪称典范。在前一本书中，库恩独家采访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众多亲历者和参加者，通过他们的讲述，回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邓小平到胡锦涛)各阶段产生的背景与历史进程，较为全面地审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教育等领域带来的深刻变化。库恩在书中高度评价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认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中国开始进入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突进式增长阶段。[5]73后一本书则以时间为顺序，在史料发掘和甄别方面更加细腻，详尽介绍了原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人生历程，尤其着墨于江泽民担任我国主要领导人期间的政治生涯，对期间的若干重大事件与决策的史实细节、重大外交事件的始末等作了首次披露。库恩曾这样评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江(泽民)努力把共产主义目标、自由市场经济和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结合起来，……江(泽民)的思想是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基础之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5]454-455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非常有创见的治国理政理念，其中最突出，引起世界各国热情关注的莫过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高级研究员帕特里克·曼迪斯(Patrick Mendis)也运用历史解读式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他在著作《和平的战争：中国梦和美国的命运如何创建一个太平洋世界新秩序》中认为，中国梦具有实现的良好基础，并高度评价了习近平。曼迪斯指出，习近平提出“中国梦”思想时，认真考察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史，强调承载深厚历史积淀的儒家思想使中国在和平崛起以实现“中国梦”方面具有文化传统优势。[6]曼迪斯还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的自由贸易政策带领中国创造了一代致富的奇迹。如今，习近平在延续邓小平改革思路的基础上，实行改革。曼迪斯强调，中国的愿景混合了两种理念：一种是以德治国的儒家和谐社会，另一种是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实现工业现代化。[7]中国梦具有实现的良好基础。 美国学者在运用历史解读法过程中，总是试图用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法来还原历史，解读历史，通过历史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历程。他们时而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去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根源与发展基石，时而又从中国和世界历史的角度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热议和研究的时代背景。也正是因为这一研究方法的广泛采纳，使得很多美国学者既能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间一脉相承的逻辑关系，又能敏锐地观察到，由于时代背景的变迁，这几大组成部分之间各自侧重点的不同及其变化的原因。 二、文献编译法 文献编译法指的是收集、翻译、整理和使用中国官方出版的相关文献，参阅中国一些权威的传记类资料或报刊文献进行研究。这也是美国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应用的重要方法之一。美国的大多数研究机构和学者站在全球化的历史视野上，精选经过历史时间检验、具有较强理论价值和持久性影响、观点较为公允客观、论说严谨缜密的中国官方出版的相关文献或参阅中国一些权威的报刊资料，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应用。 例如，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教授(Ezra Feivel Vogel)倾11年之力完成了学术著作《邓小平时代》一书。该书的基本文献资料一是选自我国官方出版的文献档案《邓小平年谱》和《邓小平文选》；二是邓小平之女邓榕的两部传记性著作《我的父亲邓小平》和《邓小平“文革”岁月》，这两部著作中的采访记录都经过我国官方档案核实；三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十卷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回忆邓小平》(上中下)；四是周恩来、陈云、叶剑英等同志的重要讲话和文章。傅高义运用这些珍贵的档案、资料和文献，同时还采访了众多历史当事人，用鲜活的笔法描绘了30多年前中国的那场历史巨变是如何发生、由谁主导、结果如何等问题。傅高义认为，邓小平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必须解决的四个问题，即：坚定不移的政治路线、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是真正有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策。[8]270可以说，这本书既是对邓小平一生的完整回顾，又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全景式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