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代技术哲学家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在《技术物有政治吗?》一文中举过一个例子——位于纽约长岛的跨越景观大道的桥梁。这些桥梁被有意设计成较为低矮的，以至于12英尺高的大巴车无法通过。于是，平常使用公共交通出行的贫民和黑人就被拦在了外面，而拥有汽车的白人却能够利用景观大道自由地消遣和通勤。桥梁建筑看似中立，事实上正通过技术配置对社会秩序施加影响，这反映出设计者的阶级偏见和种族歧视。①温纳提醒我们注意，包括人造空间在内的技术物本身“固有”其政治性：空间对人们施加的影响很少是中性的，它往往与不平等的权力结构相联系。 有关于空间政治的讨论，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生产性的，既为权力关系所生产，又生产了新的权力关系。“空间并不是某种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保持着遥远距离的科学对象。相反地，它永远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铸造，但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②空间景观之所以看似是中立的、非利益性的，是因为占有已然完成，昔日激烈斗争的种种痕迹已被抹去。空间既是政治经济的产物，同时又有着强烈而主动的生产性。列斐伏尔更关心“空间的生产”而非“空间中的生产”③。换言之，空间不仅仅是生产的场所，也同样支撑并维系了某种特定的权力关系。 那么，未来城市的想象空间是否也具有其政治性呢? 未来城市看似虚无缥缈，实则有其现实依据。未来城市通常被视为愉悦视觉的惊异之物，而维维安·索布切克(Vivian Sobchack)强调，未来城市的描绘看似抽离历史、超然现实，实则是我们日常经验的想象之物④。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坚称，表面上科幻是对未来的特殊设定，但其实科幻提供了一个窗口，“使我们对于自己当下的体验陌生化，并将其重新架构”⑤。于是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何科幻电影的时间通常设定为未来三四十年。约翰·戈尔德(John Gold)认为设定成“近未来”的好处在于“不短不长”：变革的发生似乎可信，又不至于完全无法辨认⑥。 值得注意的是，未来城市空间并非只是静默无言的背景，而是试图介入叙事。未来城市是一个行动主体，与人物一样可以展开行动，甚至决定故事的最终走向。索布切克指出，科幻电影中的未来城市是一种介入性力量，绝非袖手旁观，而是施加影响⑦。在加里·沃尔夫(Gary Wolfe)看来，未来城市所施加的影响固有其倾向性：未来城市是人类探索未知的障碍物，扼杀好奇，缺乏趣味，尽是已知之物，罕有未知之物⑧。简尼特·斯泰格(Janet Staiger)则将当代幻想城市的再现风格称之为“黑色未来”，其特征包括：后现代风格、间接打光、错综复杂的空间，以及趋于混乱的文明⑨。 本文将主要考察以电影为主的科幻作品中的未来城市，关心其空间构型以及政治面向。未来城市的空间设计通常被认作奇思妙想，但我并不会急于将其宣称为不可思议，而是将它们纳入历史的语境予以辨认，并试图建立未来城市演进的历史脉络。列斐伏尔的提醒是有益的：如果仅仅停留在描述层面，如果纯粹从符号学角度去理解空间，空间就会被降为一种仅供阅读的信息或文本，这实际上是一种逃避历史和现状的方法⑩。 需要注意的是，未来城市的空间变迁并不总以断裂的方式出现，而是一种较为松散的、来而复往的演进方式，因而历史分期并非绝对，或有重叠之处。这也意味着旧的城市形态在新的阶段仍有可能继续存在(11)。我们将看到，未来城市面临重重危机，隔离空间应运而生，试图对整座城市施加影响。不过隔离并非无往不利，混杂之地是隔离鞭长莫及的地方。在那里，混杂势力不受驯服，随时准备进犯，企图挑战未来城市的隔离秩序。 一、未来城市演化史 首先，我们有必要追溯乌托邦的历史。严格意义上来说，乌托邦并非未来世界，而是藏匿在世界某一角落、有待发现的异域空间。乌托邦的作者大多对自己所在的社会不甚满意，因而乌托邦往往带有强烈的批判色彩，旨在构想人类社会形态的另一种可能。我们不妨将乌托邦视为乌托邦作者理想中的未来城市。 有关乌托邦的叙述最早可以追溯到托马斯·莫尔(Thomas Moore)的《乌托邦》(Utopia，1516)。小说中一位航海家向我们透露了这座孤悬海外的城市的种种信息：城市建筑无不巨大壮丽，布局相仿，外观无甚差别，人人自由进出。“每家前门通街，后门通花园。此外，装的是折门，便于用手推开，然后自动关上，任何人可随意进入。因而，任何地方都没有一样东西是私产。事实上，他们每隔十年用抽签方式调换房屋。”(12)“乌托邦”的最大特点是消灭私有、财产公有，因而城市中的任何空间归公共所有而非私人独享。 《乌托邦》的创作动机通常被认为与英国的圈地运动密切相关。面对沉重的现实，莫尔试图一举消灭圈地运动所制造的隔离。在莫尔以及马克思的叙述中，圈地运动均暴虐异常。马克思将其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成千上万的农民被暴力赶出自己的家园，许多人沦为了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莫尔同样看到了圈地运动的黑暗一面，因而他在《乌托邦》中激愤地痛斥：“绵羊，一向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据说现在变得很贪婪、很凶蛮，以至于吃人，并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和城市蹂躏成废墟。”(13)据历史学家的考证，尽管圈地运动并不都是暴力的，但土地的集中意味着原本持有土地的农民们将不得不离开乡村，另谋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