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18)3-0012-07 一、对高职院校变革现状的追问 1999年以来,国家教育主管部门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引导高职教育在办学模式、培养模式和管理模式方面发生变革的政策,希望高职院校办学做到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培养上重视实验、实习、实训,管理上做到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变革政策的实施经常伴随着国家资源的拨付。在国家政策压力和资源诱导下,高职院校不断地参与到各种政策中去获取资源,但在获取资源后很难发生政策导向下的真正变革。高职教育依然主体上体现为学校单方面的教育,企业参与办学的积极性不高;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依然主体上体现为理论型教学,学生在校内外接受实践锻炼的机会非常有限;高职院校管理模式依然主体上体现为传统的行政化模式,办学活力不足。从总体上看,高职教育的社会声誉和社会认可度仍然不高,仍然是“差生的教育”,是考生和家长的“无奈选择”。这不得不使我们追问:为何高职院校获得了国家变革政策带来的资源却难以推动政策导向下的变革?是什么力量使高职院校在变革政策影响下依然固守自身内部的自然惯性和运行稳定性? 二、组织特性理论为解释学校变革现状提供了新视角 其实,高职院校在巨大的变革压力面前表现出了很强的稳定性,这是所有学校变革困难的共性所在。纵观国内外的学校组织变革经历,其变革多以失败而告终,学校组织变革的困难超出我们的想象。从上述对高职院校变革现状的追问发现,高职院校也不例外。对于学校变革困难这个问题,许多研究者曾作出了不同解释。有的学者习惯于从人或学校管理结构去寻找原因,但这种把学校看作封闭组织,把“教育中出现的问题”等同于“教育的问题”的解释又难于令人信服。有的学者从贯通学校内外环境的组织域来思考这个问题,提出了统帅组织域的“制度逻辑”[1],但这种组织域的范围有多大,可以具体表述的制度逻辑是什么,也很难说得清楚。这不得不使我们回望学校组织本身,学校作为一种特殊的官僚结构组织,其自身具备一些强大但又不为人所知的组织属性来应付和消解各种各样的变革压力。学校自身所固有的组织属性为我们了解组织运行规则开辟了新的视角。当我们在组织外部寻求破解高职院校组织变革困境的时候,不妨把眼光向内审视高职院校组织本身,了解其组织特性并分析由其特性导致的各类问题,也许能找到高职院校组织变革困境的源头与起点。组织分析理论现已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新领域和新的理论工具。
三、对高职院校组织特性的审视 认识高职院校的组织特性,是认识高职院校组织变革的前提。高职院校的“高等性”特征表明高职院校的组织特性与大学组织特性有着密切的关联性。高职院校与大学在组织特性上既有共性,也有各自的个性。学者们对大学组织特性的研究已颇具成果,通过大学组织现象与高职院校组织现象的比较,可以观照高职院校的组织特性。 根据利维特的钻石结构组织模型,社会组织由社会结构、参与者、目标、技术等要素构成。戴维斯对组织的社会结构做了进一步阐释,认为任何人类群体的社会结构都可以被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规范结构,包括价值观、规章制度和角色期待;一个是行为结构,即既存的秩序,是实际的行为而不是行为的规范。[2]由此综合考虑,社会组织主要包括五大要素:组织目标(使命)、组织结构、组织制度、组织人员、组织技术。本研究通过分析大学组织现象与高职院校组织现象的异同,依据社会组织的相关构成要素,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认为高职院校的组织特性表现在: (一)组织使命的特殊性 克拉克·克尔在《大学组织》一书中认为,大学具有将教学、学术与社会服务相结合起来的特殊使命。[3]中国现代大学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为基本功能,以管理知识,传播知识,运用知识,创造知识为基本使命。高职院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新类型,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职业大学,以人才培养、技能培训和技术服务为使命。高职院校与普通本科高校的不同在于,前者以培养学术研究和技术开发型人才为目标,后者以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为己任,为区域和地方经济建设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所需要的高技能人才。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以专业建设为基本单位,而专业设置以市场调研为前提,具有相对稳定性,其社会服务常常滞后于变化万千的市场需求。 (二)组织结构的双重性和松散性 明茨伯格指出,大学组织是一种专业科层,依靠专业技能的标准化来完成组织协调功能,因此大学可以同时实现标准化与分权化管理。[4]中国大学组织具有针对专业人员和行政辅助人员而设计的双重管理结构,教学科研机构与行政管理机构双重组合,这两种结构互相协调的基础是既要遵循知识和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又要使大学适应自身运行的体制机制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