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就是要重新摆置政党、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序列。这意味着政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国家建设中有其历史传统形成的特殊序列。有的序列可能对维护政权稳定是有效的，但不一定有利于现代国家建设，不一定有利于经济发展，不一定有利于社会自主。因此，政治发展的过程需要重新摆置政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序列。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是以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建设来推动的，这是理解中国政治发展动力的重要面向。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做减法，调整、祛除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不相适应的部分，政治建设做加法，在市场经济和社会成长的条件下，引入或创新政治要素，优化政治体系，吸纳社会力量，使之适应新形势与新任务。 一、政党国家的历史合理性与现实困境 理解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提必须回到理解现代政治发展的路径和中国具体的历史实践。一般说来，现代政治发展基本上遵循从民族国家构建到政治民主化的历史过程。①但是，由于文化传统、历史场景与国际形势千差万别，世界上不同国家走向现代国家的过程却是不同的。根据现代国家建设的领导者和组织力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军人和政党分别承担起建设现代国家的历史任务，形成了国家、政党与社会的不同关系模型。资产阶级市民社会自治与市场经济发展基础上，推翻封建统治、建构立宪政府，在代议制民主框架内为争夺国家权力、实行不同的政策主张，而分裂为不同的政治派别，逐渐完善政党制度，形成社会—国家—政党发展序列。欧美现代国家建设大体遵循此路径。拉美地区在推翻殖民统治之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社会组织化程度低，政治衰败，缺乏有效的力量来统合社会，而国家中最有组织性和行动力的军人组织纷纷替代民选政府，结束混乱状况，推动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随着现代化建设成功，在社会发育与市场相对完善的历史条件下，军人政权无论意愿如何，逐渐还权于民，完成民主转型，也有可能陷入民主崩溃的糟糕状况。 中国的历史条件与欧美和拉美地区都不同，有其特殊性。中国的国家建设路径是政党领导与推动的，无论是国民党建设民国，还是共产党建立人民共和国。按照亨廷顿的看法，强有力的政党体制一方面可以体制扩容，容纳政治参与，结束政治混乱，另一方面可以缓解、吸纳革命动员起来的社会力量，使之体制化。政党在领导与推进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其组织、意识形态、制度等嵌入国家与社会，成为不可或缺的领导力量。邹谠先生认为，“二十世纪初期面临的全面危机，社会革命是克服全面危机的方案，全能主义政治是应付全面危机的一种对策，并且从事社会革命就必须用全能主义政治为手段。”②政党是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组织的新型社会组织，是社会革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在克服危机的过程中，必然侵入社会领域，成为国家的领导中心和社会上最雄厚的力量。近代以来的全面危机只能借助于社会革命的非常手段，才能快刀斩乱麻地重拾旧河山。在克服危机的过程中，危机感也侵入政党的潜意识，“危机感可以促进改革，但是更容易成为激烈盲目行动的根源。”③陈明明教授指出，中国国家建设面临的基本约束条件是，低组织化状态下的超大国家治理与人均资源相对贫乏的矛盾，中国以政党—国家的国家建设方式来克服低组织化状态以对内外超强压力。政党—国家体制的最大优点是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以集权方式迅速缩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其最大问题在于如何有效防止权力滥用和保障公民权利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克服革命式现代化的悖论。④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汲取局部执政的经验，参照苏联执政经验，开始国家建设步伐，奠定了共产党执政国家的基本制度架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民主制度的基本框架和规则大多在这一历史时期确立。虽然在毛泽东时代，这些制度设计有时候被封存，有时候发挥有限的作用，但其制度结构一直存在，问题在于如何完善、使用和规范。大跃进前夕，毛泽东要求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通过领导小组的形式，形成归口管理体制，“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⑤而国务院及其各级行政机关成为具体中央和党委政策的执行机构。 政党不仅全面控制国家政权，而且全面整合与支配社会。一方面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极大限制，甚至基本消灭自由市场，国家计划触角遍及社会的角角落落，另一方面通过群众组织以政治动员的方式逐步嵌入社会。政治动员是检验、巩固与发展党群组织的枢纽。通过政治动员，党群组织一方面发现、培养、吸纳积极分子，另一方面淘汰、教育、清洗落后分子，整顿内部，保持组织纯洁性。在这一过程中，党的组织、制度、意识形态逐渐嵌入到社会之中，形成政党全面支配国家与社会的全能主义政治形态。 政党—国家形态和全能主义模式，新中国成立初期发挥了正面功能，迅速结束了中国社会的低组织化问题，开始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比较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是，失去必要他律和自律的全能政治也可能成为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障碍，其制度绩效差强人意，甚至带来灾难性后果。回顾党的历史不难发现，为了贯彻落实重大决策，都会进行体制调整而大搞政治集权，而每一次政治集权几乎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以文革小组取代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组织调整为前提，导致十年文革浩劫。可见，政治集权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选择，反而往往制造出更多更严重的难题。正如邓小平回顾党史时所说：“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⑥ 二、减法：以政治改革走出全能主义 在改革开放时代条件下，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邓小平开始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进程。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实际是针对全能政治不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社会的部分，通过做减法的形式予以逐步调整与割除，为经济体制改革松绑，重新赋予社会活力，构建现代国家作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制度条件。严格说来，中国的国家建设在邓小平时代才取得历史性突破。因为，现代社会实质是形成相对自主的经济、政治、文化系统，各系统遵循自身的法则健康运转，且相互作用、相互支持，形成合力，不断创造丰富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而全能政治消弭了公私界限，将社会与市场消融于政治母体，这种总体性社会的行动力量巨大，既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可能由于决策失误，铸成大错。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不断将市场与社会从政治母体中分化出来的过程，就是不断调整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