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在2017年经济增长速度企稳的因素中，供给侧条件的变化或者说改革红利的效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对于经济增长速度转向平稳，既不应简单作为评价经济健康与否的依据，更不应做出错误的解读从而误判形势乃至干扰改革的方向。既然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主要不是周期性的，所以也谈不上像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的那样，出现了一个“新周期”。而且，包括过剩产能、落后产能和夕阳产能在内的传统产能的市场出清任务也远未完成，而这本应是打好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根本之策，具有釜底抽薪的效果。 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要求，讲到“攻关期”和“跨越关口”等时间概念，笔者认为，完成其中部署的核心任务和目标，时间节点应该是2020年。这样理解时间节点，主要依据三个理由。首先是与把握新常态的阶段性相关。自从习近平总书记做出关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以来，各级经济工作领导干部经历了从认识新常态到适应新常态的理念转变，应尽快进入引领新常态的新站位。其次是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这个历史交汇期的逻辑相衔接，现代化国家建设需要现代化经济体系。再次是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时间表相一致。全会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是实现“三大变革”，即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以及“三大攻关”，即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在中央部署的这两项任务中，一个共同的要求是增长动力转换，即经济增长动力从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投入转向主要依靠生产率的提高。传统上和习惯上，当我们讲到生产率时通常是指劳动生产率。但是，劳动生产率的诸种提高途径具有不尽相同的可持续性，见效的时间和幅度也有差异，其中全要素生产率是最可持续，也是对当前中国经济现实最具针对性的。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既需要贯彻新的发展理念，也需要掌握全新的经济工作方法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包含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要求我们提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解决问题的本领。本文的分析将表明，对于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来说，市场退出与市场进入同等重要。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古人韩愈所说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这样一种辩证思维。习近平同志对中国面临的经济问题和潜在风险做出重大判断，认为这些问题的主要矛盾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供给结构错配问题严重。按照这一认识方法，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任务则是着力在市场出清方面打一场攻坚战。 二、传统生产率源泉加速消失 在人口红利迅速消失的情况下，随着劳动力短缺特别是因工资上涨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趋势，单位劳动成本(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比)上升和投资回报率下降，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被显著削弱(图1)。不仅劳动力数量的短缺导致工资上涨，不断提高生产成本，随着受教育程度高的新成长劳动力的减少，人力资本改善的速度也大大放慢。此外，由于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的生产要素，资本劳动比的过快提高，导致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从而投资回报率下降。这都要求我们认识到，传统投入驱动型经济增长难以为继，亟待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的增长模式，获取经济增长愈益需要新的动能。以全要素生产率支撑劳动生产率提高，转换经济增长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关键。
图1 中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变化 资料来源：蔡昉和都阳(2016)。 然而，许多人尚未充分认识到的是，同样由于人口因素的作用，全要素生产率继续增长也面临传统源泉式微的挑战，也就是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方式也面临着转型的紧迫性。在享受人口红利时期，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创造的资源再配置效率。换句话说，至少2010年之前的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高，依靠的是急风暴雨式的大规模劳动力转移。鉴于全要素生产率是劳动生产率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可以通过对劳动生产率提高因素的分解，来观察这种资源再配置效率的作用。根据笔者的估计，1978—2015年间，中国劳动生产率实际提高16.7倍，其中56％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自身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加总贡献，而其余的44％则来自劳动力按照生产率提高的方向，在三个产业之间再配置做出的贡献(蔡昉，2017)。 随着农村16—19岁劳动年龄人口于2014年达到峰值，随后开始负增长，以及农业劳动力比重已下降到18％，劳动力转移速度将明显放慢，甚至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停止转移。事实上，外出农民工增长率已从2005—2010年的平均4％，下降到2016年仅为0.3％。相应地，城镇化速度也必然减慢。虽然从统计数字上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继续提高，2016年达到57.4％。与此同时，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也加快了提高的速度，2016年达到41.2％。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城镇化率提高速度的背后，已经发生了一些新的结构性变化，标志着可持续性的减弱，提出了高速城镇化究竟能够走多远的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