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害”甚或“有罪”：1920年前后清华学校的“电影问题

       20世纪20年代，清华学校曾发生一场由闻一多、潘光旦、《清华周刊》介入所引起的“改良清华电影”的争论。80年代有研究者撰文指出：“为了抵制放映色情、恐怖、荒诞的美国电影，闻一多约集了潘光旦、吴景超等同学在《清华周刊》上发起了一场关于‘改良清华电影’的讨论。他在《黄纸条告》、《电影是不是艺术》等文章中，痛斥那些‘迎合观众的低级趣味’、诲淫诲盗和‘飞弹走肉、杀人如打鸟’的美国电影，根本不是什么艺术，‘无非是骗我们的手段’。经过这场批判，提高了同学们的认识，不少同学还相约不看美国电影，一度刹住了学校里滥放美国坏电影的歪风。”①该文篇幅短小，观点直接，唯感遗憾的是，由于没有关注到论战双方的内在逻辑，不可避免地落入主观推定和简单偏颇，且带有为尊者讳的色彩。

       近些年来，随着学术研究的愈趋深广，有关成果相继出现，比如任勇胜《“清华园里好读书”——<清华周刊>的“书评”概述》(载《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7期)、李乐《闻一多的言论社会责任观——以<清华底出版物与言论家>为例》(载《青年记者》2011年1月下)、肖伊绯《怎样做艺术家——以<清华周刊>所载徐志摩讲演整理稿为中心》(载《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1期)等，这些文章针对《清华周刊》牵涉的电影事件展开了新的思考。而在有关清华学校及其重要人物如闻一多、潘光旦、周先庚、梅贻宝等人的口述史和学术研究方面，更是史料纷呈、新论频出，此处无法一一罗列。这些都为从跨学科讨论20世纪20年代清华学校的“电影问题”带来了有益的启发和突破的契机。正是以此为基础，笔者倾向于认为：从1920年底开始，因闻一多、潘光旦等“丄社”社员在《清华周刊》上发表文章，严厉批评清华的电影放映，激起李迪俊、丁济详、钱宗堡等人回应，引发了一场关于清华“电影问题”的论战，并试图就清华电影的改良、电影的本质以及与其相关的艺术、娱乐、教育、道德、审查、存废等问题展开辨析，甚而上升到公共言论、社会责任、人权保护和学生自治的层面。清华学校的电影放映是1920年前后中国电影传播史上颇有特点的案例。而这场有关电影是否“有害”甚或“有罪”的电影论战，既能显现20年代清华学校对学生自治及言论自由的追寻，又可称为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史上第一次较为集中并颇有成效的学术争鸣，还是中国现代史上值得进一步阐发的公共文化事件。

       笔者试图以《清华周刊》里的电影信息为中心，从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的历史考察角度，结合电影史、文学史、报刊史、教育史和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多重维度，具体分析和深入探讨20世纪20年代清华学校的“电影问题”。

       《清华周刊》是由清华学校创办的大型综合性学生刊物，曾在清华校内和国内外教育界、学术界和文化界产生过相当的影响。综合各家材料可知，《清华周刊》创办于1914年3月，1915年6月发行第一次“临时增刊”，此前共出版46期；1919年底出版第183期，由于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在此前后酝酿改革，将其隶属于清华学生会，并以“集稿制”代替“编辑制”。至1937年5月，一共出版676期。抗日战争爆发后，清华大学南迁，《清华周刊》被迫停刊。1947年4月复刊，出版17期后再次停刊。

      

      

       根据《清华周刊》1917年发行的“临时增刊”所列《本校各团体一览》，其时总编辑为李权时，总经理为谢宝添。与此同时，闻多(闻一多)任游艺社副社长，潘光亶(潘光旦)任英文文学会会长。按闻一多的家信，至少从1916年前后开始至1919年，闻一多已跟《清华周刊》建立起相当密切的关系，而且非常重视《清华周刊》。其中，写于1916年1月中旬的家信，有“周刊等考完后统寄归”内容；1918年1月25日的家信，有“所缺《周刊》，亦望开单寄来，以便补购”内容；1918年11月15日的家信，有“首次津贴二十九元有余，开销大宗为学内费九元，火车中借八哥二元，书籍费十一元，欢迎新同乡一元五角，《学报》一元八角五，《周刊》八角，图画特别班器用费一元，杂项捐款如国庆纪念级会常费，级会俱乐会捐款，高等科二、三、四年级欢迎一年级捐款及欧战协济会捐款共三、四元之谱，其余为零用……《周刊》颇载同学课艺之佳者，均可供驷弟之读，所缺《周刊》份数单子遗失，祈命驷弟再开一纸来”内容；1918年11月25日的家信，有“《周刊》二份，望詧收”内容；1919年3月8日的家信，有“附上《周刊》三份，祁詧收为祷”内容②。

       另外，据清华校史载，1919年12月23日，在经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清华全体学生的共同努力下，吁求民主、自由、科学的清华学生会正式成立。清华学生会设评议部和干事部，干事部下设总务、交际、文牍、会计和新闻五科，其中，文牍科正副主任即为闻一多、潘光旦③。次年，闻一多还与潘光旦、吴泽霖、雷海宗、梅贻宝等人发起成立“丄社”④，“丄社”6名(一说8名)成员中，包括闻一多、潘光旦、雷海宗和吴泽霖等在内，都是基督教徒。据吴泽霖回忆：“关于信基督教事，我们几个知己的朋友态度几乎是一致的。”⑤此时已经隶属于清华学生会的《清华周刊》已成闻一多、潘光旦等“丄社”成员所称的“我们的”刊物。他们在“五四”新文化精神与基督教伦理的交互对话中，共同承担起对刊物、对社会进行“改良”和“革新”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