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3-2568(2018)01-0034-07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斯宾塞是影视人类学的重要创始人。虽然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具有人类学色彩的影像拍摄实践，但对于包括让·鲁什在内的很多人来说，斯宾塞才是人类学电影制作领域的真正开创者。①和早期旅行者的采风行为不同，他是第一个有意识地在人类学田野研究中系统使用电影媒介的学者，并且拍摄了具有民族志价值的较为完整的影像文本。同时，斯宾塞的影视人类学实践还处于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中，对于早期影视人类学实践的式微具有标志性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影视人类学的第一次转向。然而，对于斯宾塞的影视人类学实践的相关研究却十分有限，由于他拍摄的电影资料在澳大利亚土著的推动下已被封存、不对任何人开放，展开这类研究更加困难。对于斯宾塞展开人类学电影拍摄的实践、观念及其影响进行系统研究，有助于我们厘清影视人类学这一学科的早期发展脉络和丰富遗产，在此基础上反思影像媒介对于人类学知识的发现和传播具有独特的作用。 本文以斯宾塞的田野日记为主要研究资料，结合他的人类学著作和其他相关资料，细描了斯宾塞的田野拍摄实践和视听语言特征。笔者认为，斯宾塞是较早实践现代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的人类学家，他的电影拍摄实践以他对于土著文化和智识系统的整体把握为基础，因此和同时期的旅行影像、探险影像之间形成了清晰的界限。然而，由于影像作为大众媒介在当时还缺乏系统的传播渠道，以及人类学自身范式的变化，静态图片和动态影像的制作，从人类学研究实践的中心位置不断地走向边缘。一方面，它无法为正在兴起的关于功能和结构的研究提供直接的田野证据和文化理解；另一方面，在以文字书写为中心的学术环境中，影像的感性特征被认为会弱化人类学家们从文化资料到人类智识的理性思考。②因此，斯宾塞所开创的影视人类学在出生伊始就遭遇到严酷的外部环境，人类学家主动放弃了影像媒介这片阵地，将其让渡给新兴的视听娱乐工业，从而形成了影视人类学的第一次转向，并带来了人类学知识传播的不良后果。 一、斯宾塞的整体民族志追求 斯宾塞出生于1860年，在英国接受了动物学的大学教育，进入大学之前还曾经学习了一年的素描。1887年，斯宾塞被任命为墨尔本大学生物学系的创始教授，从英国来到澳大利亚。作为专职的动物学家，1894年他受邀参加了澳大利亚中部地区的一次科学探险活动(Horn Scientific Expedition)。在这次探险中，斯宾塞深度接触了即将消失的原住民文化，产生了研究人类文化的学术志趣，并和此后长期的田野合作伙伴吉伦相识。吉伦出生于澳大利亚南部，长期供职于澳大利亚基层的电报系统并因此和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关系密切。在对于原住民展开人类学研究方面，斯宾塞和吉伦一拍即合，两人于1896年展开正式的人类学探险。这次探险的一个主要成果是由斯宾塞主笔的民族志《澳大利亚中部土著》③。 1901年至1902年，斯宾塞和吉伦开始新一次的人类学探险。期间，斯宾塞系统地拍摄了50余分钟的澳大利亚原住民影像。除了物质文化的研究如文化用品标本的系统收集整理之外，他们还请懂得英语的原住民担任翻译，并且通过绘画等辅助方式，对熟知部落文化的当地人展开长期的深度访谈，和一些访谈对象一起工作的时间甚至长达一周，以此来全面了解语言和仪式背后所蕴含的文化信息。斯宾塞在这次探险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上述的这些工作方法，以及具体的感悟和收获。例如，在这次探险的第三站(Barrow Creek电报站)，斯宾塞和吉伦在当地的原住民翻译吉姆(Jim，原住民称他为Erlikilliaka)的帮助下展开长期的深度访谈。其中，对于原住民老人Tungula的访谈时间就持续了整整一周，并在访谈之后又花了另外四天的时间对这些内容进行了整理与核实。在如此高强度的田野工作的基础上，斯宾塞逐渐形成了对于原住民文化的整体认知，克服了当时大多数文化理论推演中过于使用碎片证据而不考虑这些证据的文化语境的问题。 在长期田野工作和文化整体观的指导下，斯宾塞出版了多部民族志报告，在人类学领域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来自欧洲大陆、英国和美国的人类学家们围绕斯宾塞和吉伦所提供的田野资料展开了多角度的讨论，客观上促进了人类学的学科体制建立和国际学术交流的形成。1913年，马凌诺夫斯基甚至宣称，一半以上的人类学理论都直接以斯宾塞和吉伦的著作为基础，如果算上间接受其影响的，这个比例将上升到十分之九。④斯宾塞和吉伦的研究正好出现在进化论理论体系本身已经进入混乱的时机；⑤在他们的作品中，虽然对于材料的科学性的分析仍然受到进化论的历史局限，但却在很多地方提到了土著社会变迁的多样性、提供了若干客观证据质疑了进化论，行文中的情感力量也直接影响了涂尔干和弗洛伊德对于澳洲土著的研究。⑥ 二、斯宾塞的影视人类学实践与观念 基于启蒙运动、地理大发现和全球殖民体系的推动力量，以摄影技术为代表的视觉媒介在整个19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被赋予了丰富的期待，它构成了西方现代社会的知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备了公民教育的意义，并且成为新型的健康娱乐项目。在对于原住民智识系统的整体研究的基础上，斯宾塞在1901-1902年的探险中系统地采取摄影等视觉手段来获取独特经验资料，成为影视人类学的重要奠基人。那么，斯宾塞在实际的人类学探险活动中究竟是如何具体地展开了视觉人类学实践，他的这些视觉资料与他所取得的人类学理论成就之间有何种关联，体现了他对于视觉媒介的哪些独特的观念?在无法直接接触影像文本的情况下，这尤其需要我们回到斯宾塞的探险日记中，来详细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