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原住民虽然是最早抵达宝岛定居的族群，却因先后历经荷兰、西班牙、明朝、清朝、日本殖民政府、国民党当局的统治和压迫，以及难以认同或适应台湾社会现代化与都市化的进程，而面临着部落结构解体、经济水平落后、传统文化衰落、族群形象被污名化等困境，成为台湾社会典型的弱势群体。在台湾电影百余年的历史发展中，失去话语权的原住民也往往沦为银幕上被表述、被建构、被观看的“他者”形象。20世纪80年代后，得益于台湾政治“解严”、国际性土著人权运动兴起以及多元文化理念盛行等多方有利因素的推动，台湾原住民的文化复振运动终于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支持。 新世纪以来，原住民的政治地位与文化主体性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与尊重，塑造原住民形象的台湾电影作品逐渐增多，原住民籍导演以影像为族人发声的现象也开始出现。先前影像中他们被遮蔽的历史得以还原，被污名化的文化得以平反，被压抑的主体性得以彰显，原住民形象亦因此在银幕中呈现出更为生动立体、丰富多样的新面貌。 一、“他者”渐显影：原住民刻板印象的解构 “从‘生番’到‘山地同胞’，我们的姓名渐渐地被遗忘在台湾史的角落。从山地到平地，我们的命运，唉，我们的命运，只有在人类学的调查报告里，受到郑重地对待与关怀……如果有一天，我们拒绝在历史里流浪，请先记下我们的神话与传统。如果有一天，我们要停止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请先恢复我们的姓名与尊严。”①台湾排湾族盲诗人莫那能的这首诗《恢复我们的姓名》，形象地反映出原住民长期的弱势地位与悲苦境遇，同时也表达着对强权压迫的血泪控诉以及对原住民主体意识觉醒的强烈呼吁。 从日据时期到国民党执政时期，台湾电影中所呈现的原住民形象大多被隐去了历史存在的真实面貌，而沦为日本殖民政府或国民党当局为统治需要所人为建构的一种意识形态想象物，要么被建构成贞洁、天真、善良的“归顺者”，彰显出执政当局的驯化功效；要么被塑造成愚昧、落后、残暴的“野蛮人”，以证明统治者对其进行教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要么在银幕中充当“活道具”，饰演日本人或汉人的配角，面目模糊到可有可无。这些刻板印象的建构是一种话语实践，背后隐藏着复杂交错的权力关系与支配关系。新世纪以来，在创作者的不断努力下，根深蒂固的原住民刻板印象得以被解构，并开始传递出正面的价值。 在影片《练习曲》与《不一样的月光》中，创作者质疑和颠覆了日据时期《沙鸯之钟》里被异化的沙鸯(也被称作“莎韵”)形象。 1938年9月27日，一位背负着沉重行李的泰雅族少女沙鸯，在送征召到南洋参战的日本老师的路途中，在渡溪时不幸落水溺亡。1941年，台湾总督长谷川清颁给沙鸯生前所在的部落一口纪念钟，上面刻着“爱国少女沙鸯之钟”的字样。自此，沙鸯失去了在强迫劳役中意外丧生的原住民少女的身份，被建构成故事片《沙鸯之钟》(日本人清水宏执导、日籍女演员李香兰主演)中甘心为日本帝国舍身效忠的样板。 影片摄制完成于1943年，正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的次年。对沙鸯为日本帝国自我牺牲的精神进行大肆宣传，旨在激励民心士气，蛊惑台湾民众投身战争。摄制的地点选在了1930年“雾社事件”的发生地，片中所渲染的日本人与台湾原住民相处融洽的情景，既意在彰显日本殖民政府的“理蕃功效”，又透露出其对伤痕历史选择性遗忘的企图。如福柯所言：“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②日本殖民者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对原住民进行压迫与剥削，还利用所拥有的权力来操纵殖民话语，建立文化霸权。 台湾光复后，国民党当局迫切地展开“去皇民化”运动，下令移走“沙鸯之钟”，并凿毁了纪念碑上的碑文。半个多世纪之后，在2007年的电影《练习曲》中，台湾大学生明相在骑单车环岛的途中经过当年“沙鸯之钟”的安置之处，听到导游向周围的游客讲述沙鸯的故事。在这个由汉人导演架构的故事里，殖民统治的痕迹已完全被消解，沙鸯卸去了早先被强加的“爱日少女”的政治标签，转变成一位对日本教师怀有爱慕之情的纯真女孩，用死亡谱写了一段与日本教师之间凄美的爱情传说。 2011年，泰雅族女导演陈洁瑶执导的原住民题材剧情片《不一样的月光》，也将镜头聚焦于沙鸯的传说。作为一次源于原住民内部视点的勇敢发声，她对《沙鸯之钟》(日本人执导)、《练习曲》(汉人执导)中的沙鸯形象均进行了质疑。影片中，泰雅族少年尤干的阿公，正是沙鸯当年的同学中唯一的健在者，他所讲述的沙鸯故事与《练习曲》中的版本是一样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影片后续的发展中，随着阿公的离世，他所讲的沙鸯故事也不断被部落中的其他族人所推翻。多种叙述版本的并置使沙鸯故事的真相成为扑朔迷离的“罗生门”，再也无从探知。但显而易见的是，日本殖民者在《沙鸯之钟》中所建构的那个真诚归降、舍身效忠的“归顺者”沙鸯，已被彻底地解构了。 与《不一样的月光》同年上映的影片《赛德克·巴莱》，则是通过对长期以来台湾原住民被污名化的“出草”习俗(也称“猎头”)进行正名，解构了原住民愚昧、落后、残暴的“野蛮人”形象。“出草”意为砍人头的行为，除了主要居住在兰屿的达悟族之外，台湾原住民中的各族群都有这一习俗。在他们的观念中，“出草”是祖先的遗训，若有外人入侵猎场与部落，原住民男人就应该为了保护家园而“出草”，因此，“出草”的行为象征着反抗精神。但这一习俗却常与吴凤的故事相结合，出现在日据时期与国民党执政时期的电影中，被渲染为残忍、落后的野蛮陋俗，以此将原住民形象污名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