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于青春叙事的青春电影，自上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大陆影坛都是一个显明的存在。从带有中国特色“青年题材”烙印的《小街》、《大桥下面》、《本命年》和《人生》，到第五代导演陈凯歌的《孩子王》和田壮壮的《摇滚青年》，再到第六代导演管虎的《头发乱了》、娄烨的《周末情人》、阿年的《感光时代》、章明的《巫山云雨》、李欣的《谈情说爱》和路学长的《长大成人》等，“中国青年电影经历了由青年群体到青年个体，由理性关怀到情感体贴再到非理性冲动，由他人陈述到个人表达，由常态的青春体验到异态的青春信息这样一个分阶段的逐次深入的发展历程。”①进入新世纪，特别是近几年来，赵薇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张一白的《匆匆那年》、郭帆的《同桌的你》、李玉的《万物生长》和陈可辛的《中国合伙人》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青春电影井喷式抢占电影市场，形成青春影像叙事的一个高峰。 在这样一个电影语境中，引人注目的是一批新生代导演及其所创作的青春电影。这里的所谓“新生代”，主要指第六代电影导演之后的青年导演集群，他们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类：第一，在第五代、第六代之后毕业于专业院校的学院派导演，如陆川、宁浩、滕华涛、乌尔善、李蔚然、韩延和杨文军等；第二，由明星演员兼职的“演生代”导演，如赵薇、陈思诚、徐静蕾、徐峥、苏有朋和邓超等；第三，伴随“80”、“90”后“网生代”成长起来的导演，如韩寒和郭敬明等；第四，由主持人、音乐人、教师等构成的“跨职业”导演，如何炅、薛晓路、高晓松、肖洋、张皓和刘杰等。对于“青春电影”，我们以为，从广义上讲，它可以指以13至34岁少年和青年为表现对象的电影。但如果细分，则不尽如此，因为并不是所有以此类群体为对象的电影都可称之为青春电影。这里需要借用一个“青春期”概念。在我们看来，“青春期”在时间上包含正青春期和后青春期，正青春期主要是指小学毕业之后到大学毕业之前的全部学生生活，后青春期则是指大学毕业之后十年左右的生活和工作生涯。因此，我们将反映正青春期青春群体的心理发展、生存状态和情感需求等内容的电影称为青春电影。至于反映后青春期的电影，只有当其将“正青春期”生活或作为一种怀旧对象或身份背景或叙事时空，并与主人公的后青春期发生各种联系之时，才具备本文所言“青春电影”的基本条件。 新生代导演的青春电影有何特质，其与第六代导演的青春叙事又有何脉络勾连或同门异户，这正是本文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新生代电影导演在创作青春电影之时，与第六代电影导演的青春叙事呈现出继承、改写与新变的复杂关系，是一种“新青春叙事”。 一、失忆与转移：“残酷青春”呈现的新旧 青春电影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处于青春期年轻人所特有的痛楚、忧伤、寂寥和挫折等情感的形象表现。这诚如戴锦华所言：“所谓‘青春片’的基本特征，在于表达了青春的痛苦和其中诸多的尴尬和匮乏、挫败和伤痛。可以说是对‘无限美好的青春’的神话的颠覆。‘青春片’的主旨，是‘青春残酷物语’。”②与第六代导演的关注点相类似的是，新生代导演的青春电影也把“残酷青春”作为其艺术创作的聚焦点，通过离开与回归、误会与猜忌、分手与死亡、压迫与反抗等方式，塑造在“残酷青春”中挣扎与纠结的艺术形象，由此显示出其“继承”之要素。不过，在“残酷青春”的呈现方式上，新生代导演却表现出有别于第六代导演的新气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表现“假定性失忆”，即一种对“残酷青春”的佯装失忆，试图以当下看似已经释怀的精神状态，重返或重续早已逝去的青春往事。这类作品往往可切分为正青春期和后青春期两个叙事时段，譬如《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同桌的你》、《匆匆那年》、《左耳》、《将爱情进行到底》和《何以笙箫默》等。在《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影片塑造了诸多假定失忆、企图重回青春的形象：学生时代的陈孝正为出国深造抛弃郑薇，回国后却仍想与郑薇再续前缘；郑薇与林静的爱情，因双方父母情感纠葛的原因而未果，在后青春期，郑薇却哭着央求林静“你愿意娶我吗”；张开对阮莞一见钟情、心生暗恋，直到已有未婚夫的阮莞车祸身亡，还把那份对阮莞的爱寄托于“永远只能当配角”的满天星花语中；隐姓埋名的朱小北坚决否认自己就是原来的“小北”，也在一定意义上隐含着曾经对许开阳暗恋往事的难以释怀。尽管影片存在两个叙事时段，但在主人公的“失忆症”中，它们似又被统摄为几乎完全重合的时空。因为，在假装“一切可以重新来过”的后青春期里，主人公们仍旧希望重新经历正青春期，那些不明所以的误解、突如其来的分手以及宣告终结的死亡，都不足以消解其对青春经验的冲动臆想。即使这些青春体验已成事实，他们仍想创造一个假定性情境以重拾青春。于是我们看到，《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的阮莞即使经历过被欺骗、被抛弃的残酷青春，也还要冒险用一场婚礼的时间换一场未完成的演唱会；《左耳》中的李珥即使体验过被拒绝、被误会的残酷青春，也还要与那个记忆中的人谈一场貌合神离的恋爱；《匆匆那年》中的陈寻即使逃离了那个“我没能力负责”的残酷青春，也还要找寻刻在树上的关于爱的印记。有意切割的两种叙事时空矛盾重重，凸显残酷却又自觉遮蔽残酷，正视青春却又突然回避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