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演进与创新

       一、引言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进程。这个历史进程已经持续了40年。贯穿这个历史进程的有两条基本线索，首先是经济体制改革，也就是通过改革开放，建立能够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其次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找到一条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宏观经济政策的演进大体可分为3个重要阶段。第一个阶段，1978～1996年，以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背景、以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为主线。第二个阶段，1997～2012年，以确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背景、以有效扩大内需和应对外部冲击为主线。第三个阶段，2013年至今，以全面深化改革为背景、以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这3个阶段都有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如第一阶段的治理三次经济过热，第二阶段的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第三阶段的推进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从中可以看出，伴随着过去40年的艰辛探索，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在实践中发展和完善，宏观经济管理能力不断提高，并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

       二、1978～1996年：抑制经济过热和遏制通货膨胀

       这个阶段宏观经济总量失衡的主要特征是需求膨胀、供给不足。在近20年的时间里，除了少数年份外，大多数年份都面临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主要原因是，一方面，从经济体制看，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效率低下，预算软约束严重，国民经济表现为较为严重的短缺经济(刘伟，2016)。另一方面，从经济发展看，发展水平十分落后，各方面都有强烈的加快发展愿望和投资冲动。这一时期，宏观经济失衡集中表现为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先后发生了1985年(CPI上涨9.3％以上)、1988年(CPI上涨18％以上)和1994年(CPI上涨24％以上)3次严重的通货膨胀(见图1)，宏观政策主要采取从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抑制经济过热和遏制通胀。

      

       图1 1978～1996年GDP、固定资产投资和CPI增速变化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一)改革开放初期：“十年规划”和经济调整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长期被压抑的发展热情重新释放，从上到下都憋着一口气，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在指导思想上没有充分考虑经济结构严重扭曲的实际情况，出现了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的倾向，使国民经济逐步走向过热。1977年编制的《十年规划纲要(1976～1985年》提出，1978～1985年期间，要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包括10大钢铁基地、9大有色金属基地、8大煤炭基地、10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等，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大干快上、急于求成的倾向。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决定从1979～1981年进行3年经济调整。1979年3月成立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针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物资缺口过大等经济过热带来的问题，采取了压缩固定资产投资和基本建设项目、压缩国防经费和行政管理费用、加强银行信贷管理、冻结企业存款等措施。在这些政策措施的综合作用下，固定资产投资过快的增长势头开始降温，并于1983年回落到较为合理的区间。

       (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一次经济过热

       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世纪末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1984年9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进一步激发了各方面热情。一些地方开始为“翻两番”而大幅增加投资，经济过热的苗头随之显现，货币供应迅速增加。1984年，银行信贷总额比上年增长28.8％，现金(M0)发行比上年增长49.5％。1985年第一季度末现金(M0)、狭义货币(M1)和广义货币(M2)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59％、39％和44％。从1985年第二季度开始，物价迅速上扬，全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9.3％。

       这一轮经济过热，主要是一些地方为了提前实现“翻两番”，纷纷扩大投资规模造成的(余斌、魏加宁，2107)。按照原定部署，前10年是打基础，后10年实现腾飞，但一些地方竞相攀比，层层加码。与此同时，信贷和工资、奖金发放失控，造成投资和消费需求“双膨胀”。1985年上半年开始，实行财政、信贷“双紧”政策，严格控制工资和奖金发放。1985年9月，邓小平在中央一次会议讲话中指出：“速度过高，带来的问题不少，对改革和社会风气也有不利影响，还是稳妥一点好。一定要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不要把基本建设的摊子铺大了”①。到第四季度，经济过热态势才有所缓解。值得指出的是，从1984年末到1985年，经济学界对于经济是否过热、是否要采取紧缩政策有过激烈争论，而1985年9月召开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又称“巴山轮会议”)形成的意见，对坚定实施“双紧”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吴敬琏，2017)。

       (三)20世纪80年代后期：第二次经济过热

       1986年上半年，“双紧”政策使工业和经济增长出现下滑迹象，一些地方和企业纷纷要求放松信贷控制。经济学界对此也有争论。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种现象只是抑制经济过热时出现的暂时现象，用不着惊慌失措，但也有一些经济学者以经济“滑坡”为由，主张放松信贷(吴敬琏，2017)。从1986年第二季度开始，中央银行大幅度增加货币信贷投放，加之1984年农业大丰收后部分地区出现“卖粮难”现象，对农业问题产生盲目乐观情绪，导致农业(主要是粮食)生产3年徘徊，而加工业快速发展又使能源、原材料供给不足的矛盾凸显出来，农产品和能源原料价格开始上涨，1987年通货膨胀再次抬头。在这样的背景下，1988年5月上旬又决定在此后5年中实现价格和工资改革“闯关”，通货膨胀预期迅速形成。1988年下半年价格指数迅速攀升，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到18.8％，城市普遍出现了商品抢购风潮，进一步使经济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