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对国民党统治时期电影历史的书写和评价，始自第一次“文代会”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报告提纲》。①该文首次站在新政权立场对国统区“四十年代”文艺做出了历史评价，并特别强调和肯定了抗战以后电影界的斗争。紧随其后，1950年程季华“受陈波儿同志委托”准备电影史材料并撰写苏联电影大百科中的“中国电影”词条，这项工作最终成就了1963年出版的新中国第一部电影“官修正史”《中国电影发展史》。也正是在这部著作中，30年代正式成为电影历史研究的重要段落，并确立了“党领导了电影事业”的整体历史考察立场。 在随即到来的文化部“整风”、“文革”、80年代直至今天，《中国电影发展史》(以下简称《发展史》)、特别是其对“30年代”电影历史的书写，经历了数次肯定、否定、再肯定、被质疑的过程。该书对30年代的认识，是1949年后十余年间对30年代电影历史乃至整个国统区地下文化斗争认识的集中体现，在此过程中，夏衍的相关电影历史论述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不仅如此，夏衍“文革”后写作的大量有关左翼电影运动和人物的相关回忆文章，是对《发展史》中关于30年代电影历史的再度强调与认定，深刻影响到了直至当下中国电影史的研究与认识。 因此，今天再次审视30年代电影历史时，作为这一时期亲历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电影事业领导者的夏衍，是绕不开的关键性人物。 本文试图通过夏衍著述、讲话、日记、书信及其他相关材料，探讨其在30年代电影历史逐步被书写与认定的过程中的立场与作用，并讨论中国的30年代电影历史诞生的政治环境及势必带来的一些局限。 一、夏衍对30年代电影历史的两次书写与定调 1.“十七年”间第一次定调 “十七年”期间，中国电影30年代历史研究最大也最受争议的成果是《中国电影发展史》。该书编写组于1950年起着手在全国范围内搜集史料，1955年左右形成“写作大纲”，1958年正式列入文化部艺术科学研究规划，1963年作为“初稿”出版，②几乎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所有政治运动。主体部分在“大跃进”和文艺政策相对宽松的时代完成，且全书居然恰好于1964年文化部“整风”、夏衍被免职前得以完成，虽然它在“整风”及“文革”中直接成为了夏衍、陈荒煤、程季华等人的“黑线”罪证，但《发展史》的写作完成对中国电影历史研究来说不啻为一大幸事。 按照该书主编程季华的回忆，夏衍并未参与《发展史》编写的具体工作，但在正式写作前听过一次关于写作提纲的汇报，并最终审定了大纲。他对《发展史》写作是满意和肯定的，在听完新作大纲汇报完后曾说：“觉得中国电影历史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在成书后专门指示程季华亲自送书给阳翰生、田汉等，并提议召开座谈会。③夏衍对《发展史》的肯定是必然的，因为该书直接体现了他对新中国成立前尤其是30年代电影历史的评价与看法。程季华、李少白在事后一再指出，《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基本观点有以下几个依据： 第一就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两段话，一段就是说30年代有两种“围剿”和两种“深入”，“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前所未有”，等等；另外一段就是说30年代文化革命的成绩，无论在史学、哲学、文学、艺术(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绘画，是音乐……)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旗手就是鲁迅。第二个依据是陆定一在1956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之后，写了一篇文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第三个依据是夏衍的一篇文章《瞿秋白的两三事》和一次重要讲话：《中国电影的历史和党的领导》，他提出中国电影的传统在哪里?不在以前，而在30年代党领导电影以后，这就成了指导《中国电影发展史》写作的一个主导思想。④ 如果说，毛泽东的文章为文化领域认识30年代定下了整体的斗争基调，那么陆文起到的作用则是给《发展史》的一个写作许可，⑤而其涉及的知识分子等问题在《发展史》的主要写作时期，语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可以认定，对《发展史》产生直接影响的，就是夏衍的两篇文章。 1955年，夏衍从上海进京任职文化部副部长，在此前后，他写了纪念瞿秋白牺牲20周年的《追念瞿秋白同志》。⑥文中首次记述了关于受党组织批准进入明星公司、成立第一个党的电影小组等重要问题。1957年，针对文艺是否应完全服从于政治的讨论、电影界“今不如昔”的声音以及《电影的锣鼓》等文章引发的争论，夏衍发表了《中国电影的历史和党的领导》，将前文仅仅三小节的内容扩充细化，并对中国电影自1917年商务印书馆以来的整体发展做出了梳理。⑦同样，夏衍在文章中强调的仍是自己亲身参与过的30年代电影，并以1932年为界，将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电影分成了小资产阶级的艰苦经营和有了党的领导“向左转”后进步发展的两个时期。虽然这篇写于思想斗争激烈时期的文章语气不够贯通，但是夏衍无疑再一次有力地书写了党对于“30年代”电影的领导，并初步梳理了上海电影界的进步斗争传统，使30年代电影历史书写的基调合上了时代所要求的政治节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