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类作为一种叙事 关于“后人类”(post-humanism)的争论众声喧哗①，概而言之，对人工智能、神经医学、虚拟现实、脑机链接等技术比较乐观的人，会把“后人类”想象成一种新的生存形态，人类克服了生态危机和环境污染，消除了性别差异，消除了人与动物、人与机器、生命体与信息流的差异，进入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生存世界。而悲观主义者则认为人类将遭遇“奇点”(singularity)②或地质纪元的“边界事件”(boundary event)③，人类在弥撒亚时间中遭遇一个终结时刻或一系列严重的断裂，之后的事物无法延续之前的事物，从此进入无法预见的灾异未来。无论乐观还是悲观，我们都可以把后人类的种种言论和假说，还原为两种话语形式。它们分别对应着科学的知识与叙事的知识④。首先，我们可以把后人类的各种表述理解为一系列彼此相关的技术预言，及其对应的社会、政治和哲学方案。其次，关于后人类的种种猜想和假设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叙事，它像启示录一样暗示关于末日与拯救的神话，回应加速变化的时代焦虑。 我们在后人类的框架下分析电影时，应该把电影理解为一种叙事。当我们把“后人类”看做一个叙事，无论其理论线索多么错综复杂、内容多么变化莫测，都有这样三个特征。其一是拟人观，即多以人形、半人、拟人的角色为主角；其二是时间递归叙述，关于人本主义的反思都指向了未来，又因未来而不断回返现在，故事总是围绕在现在与未来彼此的观照和引用中，形成递归式的叙述模式；其三是灭绝焦虑，核心矛盾冲突都表达为某种焦虑形态，这一焦虑又与灭绝的想象相关联。换句话说，通过拟人化的形象在未来与现在的因果观照中，呈现和宣泄人类或宇宙灭绝的焦虑的电影，都以某种方式参与了后人类叙事。 后人类理论的出现为电影研究提供了不同于电影类型和电影美学的评价原则。在类型方面，科幻片当然是后人类理论的重要文本，凯瑟琳·海勒(N.Katherine Hayles)、卡里·沃尔夫(Cary Wolfe)等人在后人类理论的代表作里都受到科幻片的启发。但是，后人类叙事不是一个电影类型，也不必然是科幻片，而且不是所有的科幻片都参与了后人类叙事。在美学方面，这些影片更不一定是电影史的经典作品，但它们为后人类情境提供了代表性的叙事方案：塑造形象，设定冲突，以及针对未来展开维特根斯坦所谓“语法重述”一样的“生命伦理学”(bioethics)⑤。本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试图重新考察1986-1992年间带有科幻色彩的国产电影以何种特殊的方式参与了后人类叙事。 中国电影与后人类叙事 在“文革”以前，中国几乎没有科幻影视创作，只有根据田汉同名话剧改编的《十三陵水库畅想曲》(1958)和儿童片《小太阳》(1963)，这两部作品是在苏联“科学文艺”影响下出现的社会主义科幻作品⑥。改革开放之后，除了1980年的《珊瑚岛上的死光》，中国电影一直没有科幻片⑦。随着西方流行文化的传入和外国科幻小说的译介，民间出现了UFO传说产生的科幻文化，同时科幻儿童动画作品也在电视台热播，这打破了由凡尔纳幻想小说和苏联科学文艺占主流的科幻文化。 1986年，黄建新导演了《错位》，影片讲述工程师赵书信当上局长后，为了应酬文山会海，发明了与自己一模一样的仿生机器人的故事，中国电影从这部电影开始参与后人类叙事。同年，王为一导演的喜剧片《异想天开》在荒诞幻想剧中，第一次在中国现实的肌体上植入了外星人与机器人的形象。1987年，王为一拍摄了《男人的世界》，影片讲述了一个只剩下男性的未来世界的幻想故事。1988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合成人》，根据楚良的小说改编，医生通过手术把农民王家培的意识植入因车祸而失去意识的外贸公司总经理吴浩身上的故事。同年，张之路编剧的儿童片《霹雳贝贝》上映，影片讲述因与外星人接触后产生放电能力的少年贝贝的故事。1989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改编前苏联科幻电影《教授多乌埃尔的遗嘱》(Zaveshchaniye professora Douelya,1984)，拍摄了《凶宅美人头》，讲述柯克恩教授展开人头与身体移植实验的惊悚故事，影片在拍摄手法上借鉴了《科学怪人》(Frankenstein,1931)的风格。1990年，张之路编剧、张嘉译主演的《魔表》讲述少年康巴斯因魔表调快了时间而迅速长大的故事，同年，冯小宁的《大气层消失》聚焦于环保问题，讲述动物世界把地球毁灭的消息传给一个孩子，以挽救毒气泄露破坏大气层的故事。1991年，软科幻轻喜剧《隐身博士》效仿《隐形人》(The Invisible Man,1933)，借用隐身药丸的设定讲述一位博士在成功发明了隐形药丸后，遭遇的困扰和危险。1992年的《毒吻》是世界环境日献礼片，故事接力《霹雳贝贝》和《大气层消失》，讲述一个因环境污染而产生剧毒变异的儿童三三从出生到毁灭的过程。 客观说来，这些电影的创作背景复杂，制作单位不同，导演和编剧的个人风格迥异其趣，作品的艺术水平和社会影响也各有千秋。即便在中国当代电影研究中，也很少把这些电影放在同一个理论框架下去分析。在好莱坞确立的硬核科幻片的参照下，这些电影的特效粗糙、制作低廉、故事简单、场景单一，其中有些电影只是借用了科幻情节作为设定，而不能被直接认定为科幻片，我们通常把它们列入喜剧片(《异想天开》《隐身博士》)、儿童片(《霹雳贝贝》《魔表》《大气层消失》)或悬疑片(《凶宅美人头》)等。但是，这些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最早提出了诸如机器人、外星人、仿生人、赛博格、合成人、人机恋、记忆移植等后人类叙事的主题，而且表现出与西方同类电影的差别。西方后人类叙事电影，尤其冷战后的美国经典科幻电影，把殖民时代的帝国主义、冷战中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国际事务上的牛仔英雄主义，通过好莱坞的美学固化在这个主题中。这些电影总是伴随着英雄的成长、科学冒险精神、新资源的发现、个人主义与救世论等观念，而这些特征在这些国产电影中则很少体现。当然这些电影算不上优秀作品，但是传递出在中国特定文化背景下，在冷战结束的特殊历史时期，如何表达人本主义的问题，并按照中国化的逻辑去思考人类、回应未来，并运用叙事机制和伦理机制去化解种群灭绝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