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52 [文献标识码]A 当下国际纪录片领域，呈现出一种多元共生、异彩纷呈的景象，不同观念、不同形态的纪录片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涌现，要想说明白“纪录片到底是什么”，已经变得十分困难。实际上，纪录电影的发展历史，正是一个对其定义不断质疑、不断确认的过程。时至今日，这个过程远未结束，仍在向前延伸。其中，“真实性”“客观性”作为纪录的本质属性，一次次被纳入哲学版图的审视之中。与之相随，纪录概念的外延也被一次次地扩大或缩小，直至融合为某种纯属个人视野的见证或表述。 但是，当问题进入实践领域，却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观。对于纪录片创作者来说，他们当然知道自己心目中的纪录片应该是什么样子。而即使一个不懂专业知识的普通观众也会迅速地判断出哪些属于纪录片，尝试对这种现象做出解释，让我们注意到经验层次上直觉所发挥的作用。通过超越“概念”所栖居的语言形式本身不可避免的简化事物的局限性，直觉以感性的方式来把握事物的共同特征。当然在这里我们还必须强调经验，即印象的积累过程，它是直觉进行判断的最重要依据。 尽管我们一次次落入语言的陷阱，而让“言说”处于一种尴尬之境，但是，一旦我们绕过这些陷阱，一切将变得简单明朗。我们无法说出纪录片是什么，但我们知道纪录片是什么样子，这个“样子”就是未被语言抽象简化的存在。它就是我们关于纪录片记忆和认知最重要的依托。所以人们对于具体纪录片的识别总是不自觉地凭借以往的观影经验进行。在这种经验深处，我们不难推导出一个近似荣格所说的“原型”，而占据这个原型中心位置的人物便是弗拉哈迪。纪录片的传统从他开始。 “虽然有理论家宣称划分虚构电影与纪录片的做法没有意义。然而我们在承认这种说法的同时，又不得否认在它们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分野。而《北方的纳努克》正是反思这种分野的理想之作。首先，因为几乎所有纪录电影人都宣称自己继承了弗拉哈迪的衣钵；其次，弗拉哈迪的这部开创之作标志着虚构与纪录分界线确立之前，以及‘纪录电影’这个术语被创造之前的那一刻。”(Rothman，1998：p.23) 作为一名早期的电影大师，弗拉哈迪以自己的作品影响了整个电影史的发展。他不仅创造了《北方的纳努克》——纪录电影史上的首部典范之作，而且发展了一度搁浅的纪实电影传统。通过他的创作实践，弗拉哈迪向世人表明了现实生活与电影媒介在美学意义上的独特联系。他的影像充溢着对日常现实场景的巨大激情。弗拉哈迪通过自己的作品，向人们证实了电影与现实生活天然的亲近性，让人们看到了电影在捕捉日常生活的质感上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在他的作品中，纪实作为一种美学风格获得了本体论上的意义，可谓延续并发展了卢米埃尔开创的纪实电影传统。作为电影导演，他独特的工作方法一直是人们争议的焦点，而对他的作品的质疑与批判恰好与纪录电影本体性的争议直接相关。 纪录片概念的发生：真实作为手段 关于弗拉哈迪，争议之声一直不绝于耳。焦点之一，就是作为纪录片导演，弗拉哈迪的表现手法是否合法?并最终归结到“这是纪录片吗”这一问题上去。实际上，这触及的是纪录电影的本体性问题。 舍瑞尔·格里斯在《探险作为一种建构：罗伯特·弗拉哈迪与“北方的纳努克”》文中，赞同Eliot Weinberger将《北方的纳努克》归为“浪漫的游记”的看法——Weinberge认为，表现其它文化的电影包括从科学的人类学的一个极端，到浪漫的虚构电影的另一极端，而纪录片占据着一个居中的位置。“在这个轴线上，我将把《北方的纳努克》置于浪漫的虚构电影而非纪录片。”(格里斯，1996：p.123) 舍瑞尔将《北方的纳努克》踢出纪录片版图的理由是它不够真实。讨论纪录片的本体，我们需从纪录片概念的发生谈起。 1.我们相信，可以利用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形式，挖掘电影把握环境、观察现实和选择生活的能力。摄影棚影片(studio film)大大地忽略了银幕敞向真实世界的可能性，只拍摄在人工背景前表演的故事，而纪录片拍摄的则是活生生的场景和活生生的故事。2.我们相信，原初(或天生)的演员和原初(或天然)的场景，能更好地引导银幕表现当代世界，给电影提供更丰富的素材，赋予电影以塑造更丰满的形象的能力，赋予电影以表现真实世界中更复杂和更惊人的事件的能力，这些事件比摄影棚里的智者们拼凑出来的故事复杂得多，比摄影棚里的技师们重新塑造的世界生动得多。3.我们相信，取自原始状态的素材和故事，比表演出来的东西更优美(在哲学意义上更真实)。在银幕上，自发的举止具有特殊的价值……(格里尔逊，2006：p.256) 在这段充满激情的纪录片辩护词中，格里尔逊通过与虚构电影的比较，指出新兴艺术形式的存在价值并不在于它更真实(客观)，而在于它有着影棚炮制的虚构电影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因为它可以表达出“更复杂”“更生动”“更优美”的故事、情感和意义。显然在最初的认知中，真实性并不是纪录片话语兴起的最重要驱动力。早期的纪录片工作者与其说感兴趣的是作为目的的真实性，不如说是作为手段的真实材料。 这种观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50年代。随着“直接电影”“真实电影”的出现，“真实”上升为纪录片最重要的本体性，成为纪录片合法性以及价值判断的最重要依据。技术、方法、修辞的变化主要围绕着如何抵达真实的彼岸展开。“直接电影”信奉摄影机作为一个不带偏见的观察者，可以展现未被干扰的现实。通过遵循一系列严格的工作方法，他们试图贯彻“中立”“客观”“不介入”的立场，从而抵达“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