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其经济影响从美国蔓延至全球，各国采取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加以应对，虽然表面上全球经济衰退在几年后得到遏制，但金融危机的影响却悄悄从经济、金融领域蔓延至政治领域，甚至公共生活领域。在这一轮反全球化、反资本主义以及反移民的浪潮中，民粹主义得以复苏，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不断发酵和蔓延：有的国家的政治家通过煽动民粹情绪获得选票，有的国家在民粹主义的裹挟下举行“脱欧公投”，而有的国家在民粹主义的压力下关闭了面向难民的大门…… 在这一轮全球民粹主义浪潮中，台湾地区似乎也不能独善其身。本文通过对当代台湾电影进行文本分析，从台湾的民粹主义历史、经济发展与民众心态、民族认同与“民族主义”以及社运传统和选举体制四个方面，阐释台湾民粹主义的历史根源和独特的政治特征。 一、国民党威权统治下的台湾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既是一种政治思潮，又是一种社会运动，还是一种政治策略。”①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民粹主义就会呈现不同的面向，以至于学术界只能通过描述而非定义来观察它。这种描述普遍包含：极端的平等和民主，依赖和信任底层人民，反对精英主义和知识分子，但又容易诞生非凡的领导人以及赞成政府干预。另外，民粹主义可能还蔑视科学与技术，充满浓郁的怀旧情绪，仇视金融家和资本家，以及厌恶由于社会制度和结构造成的社会不公等。 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在民粹主义层面台湾经历了从威权式的民粹主义到强人式的民粹主义的转变，前者强调全民动员，后者强调领袖魅力，但共同之处，它们都通过“自由”“民主”等口号，来动员民众获得力量，实现其所掩盖的真实目的。 1949年，国民党在台湾建立起威权统治。为巩固政权，蒋介石与国民党通过“戒严”来调动社会力量。但“长时间的全民总动员在正常制度内往往很难做到，而必须借助于某些非常的手段，如蛊惑人心的宣传鼓动，强制性的舆论一律等”。②1950年蒋介石在《为撤退海南、舟山“国军”告“全国”同胞书》中提出的“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四年成功”的“口号”，就是这样一种蛊惑人心的宣言，而当时对内对外的宣传口径所强调的“自由”也是这种目的。在电影《军中乐园》(2014)的一个片段中，国民党通过金门的广播向大陆发动宣传攻势： “亲爱的共军兄弟们，不要再做无畏的抵抗了，‘自由祖国’正张开双臂，欢迎你们放下武器，起义来归。向我军投降，并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我们本是一家人，应当同心携手，向世界证明，我们每一个人，都享有自由富足的生存权利。” 威权统治确立“民主自由”为理想和目标，通过军政体系或民众动员而凝结起强大而统一的社会资源，来达到统治目的，这是典型的威权主义式的民粹主义策略。《泪王子》(2009)讲述了1954年“白色恐怖”背景下眷村里的故事。刘将军是随蒋逃台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旁白对他的介绍说：“刘将军是一个节俭保守的军人，他相信不久就会‘光复大陆’，坚持不可以整修庭院。”而当妻子提出修整庭院，他也说，“干嘛这么浪费，过两三年我们就回家了。”类似的场景更早出现在《童年往事》(1985)中，阿孝的父母从广东来到台湾，面对破旧的家具，阿孝父亲坚持不更换，理由是几年后就回家了。这种威权主义式的民粹主义策略在外省人身上是行之有效的，它使他们能够在白色恐怖的压抑氛围下保持对于威权体制的忠诚，以至“通谍分子”抓得越多，他们越能感到安全。 然而现实的残酷逐渐在谎言表面撕开越来越大的口子，作为统治策略的口号，在现实面前越来越尴尬。《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中，国民党的高级官员汪先生从美国考察归来，台面上他开玩笑要偷点原子弹技术回来早点“反攻大陆”，私下里却说：“从‘民国三十八年’到台湾，已经来了十二年了，我想要回去，不太可能。”然而威权民粹主义的破产，却孕育了另一种基于本土意识的民粹主义。“白色恐怖深化了省籍矛盾和族群冲突，原有的‘法统’则建立了以外省人为核心的政治秩序，本省人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所有这些都为民粹主义的反弹创造了条件。”③《悲情城市》(1989)这部影片前三分之一都在渲染国民党逃台后带来的省籍冲突，一开始，台湾人以为光复带来的是回归祖国的温暖，但很快就意识到光复之后出现的种种问题，物价暴涨，工作被内地人接收，在这样的铺垫下，“二二八”事件里恐怖的暴力冲突似乎都有了充分的势能，而国民党军队接下来对岛内居民的反扑，则进一步强化了省籍边界，这种省籍认同被烙刻在台湾人民心中，为20世纪90年代的民粹主义苏醒种下了种子。 在20世纪80、90年代，民粹主义在全球迎来了它的又一波高潮，这在时间与地域上也与亨廷顿所指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相重叠，民主形式与启蒙思想的不协调发展，为民粹主义的生长提供了土壤。即“民粹主义总是出现在发生了抛弃(主动或被动)传统模式，而现代模式未能及时建立的过程，……总的来说，民粹主义更像一场应急的社会动员，它排斥或缺乏现代性意识，只经历了文化接触而缺乏文化认同。”④在民主转型进程中，台湾“威权体制释放出来公共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无主之权’，它不再单单被特定政治集团所独占或垄断，而是交由各个政治团体、政党和派别通过公平、透明的游戏规则来角逐。……但问题在于，在这样一个转型未稳的社会，公正的游戏规则往往难以建立或达不成共识，民主的制度化就会出现问题。各种政治团体、政治派别、政治人物为了获得权力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当对稀缺‘资源’的争夺进入白热化时，一些政治人物就开始为了获得权力而不择手段。”⑤而李登辉便是在这个阶段通过强调本土意识，煽动民粹情绪，通过“个人号召或与民众直接互动煽动民众对他的支持和追从”，⑥从而捞取政治资源。20世纪90年代，威权式的民粹主义让位于庇隆式的强人民粹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