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族身份的复杂心态和集体症候，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文化史发展的重要动能，如果说不是唯一和彻底涵盖性的，至少是非常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现代性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被动性，我将之命名为被迫现代性(forced modernity)。也就是说，社会、文化发展的内在驱力来自于两种宇宙观的碰撞，以及在现实层面上产生的对文化他者的想象。这种想象形成中—外复杂的辩证关系，从而使文化发展的目的、战略和主体性之间产生巨大断裂。土/洋的绝对二分和由之产生的微观品味政治学，正是身份政治实践由审美领域扩散到社会领域的代理，最终表现成一种阶级意识的扭曲和错位。 在表象上看，是一种模仿和学习的心理强迫症，以及对这种强迫症造成的文化创伤，乃至对之的厌弃造成的心理—行为焦虑，在细节层面产生无数的失衡、矛盾和悖论。在上世纪大半时间，在被科学—理性—殖民主义话语垄断了的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和外部世界的文化交流与相互影响可以说是极端不平衡不公平的，或者说，作为身份的“(现代/当代)中国”正是这种不平衡的文化流动表演性建构的结果，焦虑与心理失衡正是它的胎记之一。 这种焦虑造成的后果之一颇具有残酷的反讽色彩：至少在文化方面，凡是认真进行的方面(也就此大多数隶属于上层建筑和雅文化的范畴)，难以产生健康生长的心理和社会动能，无法建立有效的主体身份和自律性，并且由国家权力高度组织化为压制性排他性的霸权结构。在这些方面，国家/城邦权力、精英阶层均投入大量的实际和心理资源，也都或多或少因为这种断裂，也就是中—西的人工二元对立，造成普遍用力过度的情况，而且因为这种用力过度被高度组织化机构化，成为文化生产内在非本真性的源泉，大部分“求新”的文化实践可以说是现代主义悲惨的远东弃儿，以及它们的“守旧”对题，迂腐的难兄难弟：“传统”；而另一方面，文化边缘化的、地缘夹缝中的、国家权力—精英阶层认为可有可无而无须建立组织化、机构化努力的，并且由于地缘原因无审查枷锁的大众文化(不一定是低文化)，反而显露出勃勃生机，硕果累累。 于前者，中国人对西方一心想要系统性地有所回馈(如果说“报复”是色彩过于浓烈的描述)，但收获寥寥：殖民话语霸权时期毫无机会。而西方社会进步运动登上舞台之后，上述“回馈”动机的明显，在潜意识层面强烈压抑住观众在美学意义上进行沟通的愿望。不是说在个体的艺术家和作品层面完全没有成功的例子，南南交流也可以说是例外，但对整体，所谓“普遍性”(the universal)而言，当代中国文化实践并无结构性的贡献，在很多情况下只收获礼貌性的掌声和文化杂货铺重要一格的地位。这种情况，越发让双方心理失衡。而对于后者来说，不能说对上述考虑丝毫不以为意，但至少发挥软实力不是主要、首要或唯一的心理动机(比如李小龙，在内容上是，在制作层面上不是)，于是最终的结果也有所不同。 功夫片正是一个良好的例子，它不仅仅作为一种类型电影在华语文化、华语电影语境得以成立，而且完成了上述二分中前者的多年夙愿。一来为世界电影提供元素性的语汇，改变了西式动作片的基本面貌，虽然常常被拿来和宝莱坞比较(例如Kolluri、Satish、Joseph Tse-Hei Lee)，但成绩恐怕要优于宝莱坞；二来在剧作结构、制作方式(比如著名的现场拍摄剪辑)、镜头语言、语义组合段等方面，引来广泛的欣赏、引用、致敬、模仿乃至戏仿。在对李小龙的继承和对抗中，成龙以一己之力发明的功夫喜剧，几乎是完全由国人发明的电影亚类型的孤例。 本文试图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解说上述现象背后一些不太为人注意到的内容。进一步，本文尝试说明在被迫现代性的进程中，被逐出古典戏剧宝座，逐渐成为博物馆艺术的中国戏曲(如果不做高雅艺术的京昆和大众艺术的地方剧种的区分)所承担的社会、美学功能，如何被功夫片所继承、发扬。 目前对功夫片的研究，主要的注意力在于分析功夫片从源流、生产、批评和接受几个方面怎样成为近代中国意识形态建构的载体和工具，又怎样相应地成为近代集体潜意识的核心符码。民族主义言说在这种编解码的过程中如何构成“想象共同体”(张翼飞、张福贵)，演化出固定的社会意识、实用伦理和行为模式，并进一步起到沟通民间社会、本土文化和现代性转化的代理之间的桥梁。可以看出国内和海外有较明显的分野。 国内学者主要关注三个方面：一是出于前文所述传播软实力动机的功能性和目的论式总结，典型比如张翼飞在吉林大学的博士论文(2015)，在西方的传播(吕健)，或者中美功夫片——超级英雄片比较(何宝庆)，或者关注的是功夫片如何在“反抗”好莱坞式同质化和全球化文化同质化中所担负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黄式宪)；二为不少体育学背景的论文关注武术如何通过武打电影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孟涛、赵丽娜，韩晓明，杨栅栅，李牧、谭广鑫)或者通过电影看待武术史(蒋璐霞；列孚)或者武术思想(秦瑞瑞)，与之相关的有在电影实践、民族身份主体性乃至思想史意义上同时具有庞大野心的徐浩峰，三是以苏涛为代表的比较全面的严肃类型学研究，尤其是从性别身份角度进入的探讨(2013,a)。不出意料，这些研究关注点是民族和种族身份，其中又有立论假设层面反殖话语批判和民族主义话语批判的分别。 英语文献的研究则集中在两个方面：美学分析(Bordwell,David)；身份政治分析，尤其关于男性气质(Weng,Po-wei)。后者中可以区别的两类是(香港)功夫片在华语文化地区本地的身份建构和政治症候(Marchetti,Gina)，以及全球意义上的功夫电影在非华语地区的接受史和分析，带有一定的离散(diaspora)研究的特征(Leung,William; Feltham,Heleanor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