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评人艾莫斯·沃吉尔一直关注着电影所具备的某种颠覆性能力，他认为这种能力可能会使影片呈现出一些我们也许不愿看到的东西。为此，就媒体的发展趋势问题，他曾屡次发声，认为媒体应该在记录下真正的死亡瞬间之前有所回避。他写道： 当下社会，“性”在硬色情片(hardcore porno films)中随处可见，于我们而言已不再神秘，而“死亡”仍是电影的最后一处禁忌。但是，死亡却无所不在——我们终究都会经历这一过程。它引发了人们关于社会秩序及其价值体系的质疑。我们对于权力的疯狂争夺，我们天真单纯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以及我们不被承认的、孩童般的不朽信仰都会因死亡而遭受重创。① 谈及“死亡”，沃吉尔认为它呈现出一种“残酷现实”(ferocious reality)的意象，这一意象使其超越了压制它或从文化上对其进行遏制的企图。的确，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认为，死亡提出了一个关于“如何呈现”的特殊命题。 下文阐释了一种关于如何呈现死亡以及它如何通过媒介和纪录片的修辞呈现对我们产生重大影响的符号现象学(semiotic phenomenology)分析。死亡过程被真实地呈现在银幕上，我们将其视为可索引的现实影像来亲眼见证，而非一种形象的或象征性的虚构影像。以下这种关于“如何呈现”的现象学分析是试图去描述、提炼以及诠释这一现象。同时，鉴于死亡的“呈现方式”(当然，还有“描述手段”)为其审视对象，这种现象学考察需要必不可少的文化知识以及历史背景作为后盾，但它并非超验地脱离事件发生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因此，本文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形成一种普遍的、“根本意义”上的标同伐异的类别，不如说是为了考察关于死亡的一种特定视觉呈现模式的“厚度”问题，而人类的存在以及人们当前对待死亡的态度正是需要从根本上进行考察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此，通过对历史中关于死亡及其在文化中呈现方式的考察，文中将会提出十个命题，以此聚焦并符号化地描述死亡同其电影化呈现方式之间存在问题的关系。此外，通过阐述和解释这些关系将会引发对伦理立场的探索和研究。这一应场，于存在意义上，同时也在文化与历史意义上，确立了纪录片视阈中观众与死亡进行镜面接触的某些“符码”的生成。 一、历史中的死亡及其呈现方式 首先让我们思考一下死亡在当前文化中所呈现出的特定威胁。菲利普·阿里耶斯在其所著《西方对待死亡的态度》②一书中已将死亡在当下的影响力进行了简明扼要的历史化追溯及概括。阿里耶斯的分析贯串中世纪至当前社会，指出了死亡所产生的社会意义在时代更迭当中是如何更变的。死亡己从最初的一种公开的社会事件，转变为一种反社交的私人体验——当我们在公共场合面对它时，其效果更是炸裂性的。阿里耶斯绘制了一个图表，这个图表从中世纪卧室的公共空间、自然公开的讨论话题直至私人隐秘的个人卧室均有所囊括。在16-18世纪之间，性和死亡事件的突然发生均被凝结为一种特定意象，该意象强调了身体的“野性”和“不合理”行为所蕴含的文化颠覆性。 而关于死亡的体验和态度在20世纪发生了转变。自然死亡的几率越来越小，原本“自然”的自然死亡此时却愈发“不自然”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所见的自然死亡的情况越来越少，另一方面更应归因于那些具有奇异的名称的医疗救治手段。随着制度的完善、医疗水平的提高、技术的持续发展，自然死亡逐渐在“物理空间”(physical space)被移除，而非以复杂的方式呈现。死亡事件发生后，死者往往从其家中或卧室被移往规范的医疗护理室或停尸房，在此地死者可以被专业人员“看护”，较之以往，死亡事件对其家族和所在社区所产生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死亡从大众视野中被移除掉了’从文化活动地点消失不见了。自然死亡在我们的文化中，如阿里耶斯所言，已变为“一种技术性现象”，“由于被分解成许多小步骤，最终使得我们不可能去探清到底在哪一个步骤时死者才真正死去，死者在何种意识下才能算作已救不回来，或死者在哪种状况下才停止呼吸”。③虽说无法避免，自然死亡却有可能被抹去痕迹。 鉴于自然死亡在公众面前的“消失不见”，以及随之而来的大众对性的愈发重视，我们在20世纪已抛弃掉了19世纪的，被阿里耶斯称为“拥有动人装饰的”死亡文化。④在打破了浪漫主义的禁锢以及维多利亚时期对“性”的假正经之后，20世纪文化氛围中的人们普遍选择以平凡的“集体幸福”作为社会目标。于是人们发现，诗人以及贵族般的“忧郁怀旧”式表达令人生厌，惹人尴尬。⑤这种放肆其实被视为一种自我放纵，甚至是自我安慰。死亡从日常视野中消失了，人们就此不再压抑自己的天性，肆意而为。所以，正如阿里耶斯所总结的(同文章开头部分所引文字并联来看)，“死亡已成为一种禁忌……同时……在20世纪，它取代了性，成为首要的禁忌话题”。在引用了社会人类学家杰弗里·戈勒于1955年发表的影响力颇大的文章“死亡的色情”(“The Pornography of Death”)后，阿里耶斯得出结论： 整个社会越是从维多利亚时期的性压抑中解放出来，人们越是拒绝接收与死亡有关的信息。而随着这种禁忌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背反现象：曾在16-18世纪间受到狂热追捧的色情主义和死亡的混合产物在我们残酷的文学以及我们日常所见的暴力死亡当中再度出现。⑥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在自然死亡被人们从日常视野中移除之后，它的疏离感和陌生感被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通过不断削减，抛弃，大量取代19世纪社会表述中对死亡的刻画，20世纪西方文化卓有成效地使自然死亡成为了公共话语中的一处“禁忌”，并极大地限制了它的呈现方式。自然死亡从公共场寓和公共话语中被移除殆尽了，因此在公共场所以及公共场合的对话中只剩下了暴力死亡。这便导向了如戈勒在“死亡的色情”中所说的——死亡被呈现的一面仅痴迷且局限于围绕身体展开的各种耸人听闻的活动。在这里，身体仅被当做一种客体(body-object)。而身体同时也作为有感知、有主观意识的主体(body-subject)存在——这种客体活动实际上是从主体中抽离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