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万重浪》的跨地实践与跨媒体美学

       视觉艺术的跨界先锋

       在当今欧美的视觉艺术界，艾萨克·朱利安(Isaac Julien，1960年出生)无疑是一位令人瞩目的跨界先锋，多次获得国际大奖(Frankel 244；Rainbow Sky)。其独特性有两点尤其突出。首先，朱利安的作品跨越多种传统的艺术媒体和类别。一位学者这么评价朱利安的艺术地位：“同时在电影、电视、学术界和艺术界出入自如，朱利安的这种能力几乎是没人可以和他相比的”(Rich 51)。另一位学者同样高度赞扬朱利安：“朱利安无法安居一隅，他自由自在地往返于故事片、影像装置、纪录片和‘黑色剥削电影’之间，是一位勇敢而难以预料的艺术家。他傲然地闯入禁区，坚定地无视，甚至打破区分学科边界的障碍”(Cork 43)。确实，朱利安既拍故事片，也拍纪录片，虽然他的纪录片成就比故事片更为显著。他既拍电影，也拍艺术影像装置(installations)，后者成为他近十多年来的首选艺术模式。他既拍动态的影像(moving images)，也拍静态的摄影(still photography)，在艺术展厅里他的动静图像相映生辉。他既潜心创作，偶尔也做学问，他合著的学术论文《边缘与中心之间》(De Margin and De Center)，其标题有意将法语、英语混合化(creolized)收入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推出的重量级的《英国黑人文化研究》论文集(Julien and Mercer)。其次，朱利安在众说纷纭的欧美电影和艺术界，获得了大批知名评论家和策展人的一致好评，而且长期如此。1980年代以来，大西洋两岸的资深文化批评家和电影理论家——包括英国电影理论家理查德·戴尔(Richard Dyer，1945年出生)和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1941年出生)、英国黑人文化理论家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1956年出生)、美国酷儿电影理论家茹比·瑞琪(B.Ruby Rich)，都对朱利安赞不绝口。英国著名文化研究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932年-2014年)承认与朱利安有着三十多年的友谊，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霍尔偶尔在朱利安的电影中露面，如在艺术短片《侍者》(The Attendant，1993年；8分钟)中客串一名观众，在纪录长片《弗朗茨·法农：黑皮肤，白面具》(Frantz Fanon:Black Skin,White Mask，1995年；68分钟)中接受采访。

       作为一位出生于英国的加勒比海岛国圣卢西亚移民后裔的黑人男性同性恋艺术家，朱利安一贯重视欧美社会中错综复杂的少数族裔关系，近年来更是追踪全球化世界中迁徙、离散和劳工等敏感问题。朱利安的著名作品繁多，包括论述美国爵士时代黑人文化“哈莱姆文艺复兴”(Harlem Renaissance)的代表作家朗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1902年-1967年)的纪录片《寻找朗斯顿》(Looking for Langston，1989年；44分钟)、重新推出被人淡忘的美国黑人电影的纪录片《混蛋电影：1970年代黑色剥削电影的一个大胆回顾》(Baad Assss Cinema:A Bold Look at 70's Blaxploitation Films，2002年；56分钟)，以及近期以特定地域为背景的多屏幕艺术影像装置系列——如再现加勒比海域热带海洋景色的《奥麦罗天堂》(Paradise Omeros，2002年；19分钟，三屏幕)、反思都市族裔历史的《巴尔的摩》(Baltimore，2003年；19分钟，三屏幕)、展示北极冰天雪地的《真实的北方》(True North，2004年；14分钟，三屏幕)、描绘非洲浩瀚沙漠风光的《非洲魅影》( Afrique，2005年；21分钟，三屏幕)等等(Frankel 236)。

       本文聚焦朱利安最具雄心的艺术影像装置《万重浪》(Ten Thousand Waves，2010年；49分钟，九屏幕)，探讨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他以独特的跨地实践与跨媒体美学观创作出来的中国影像。朱利安并不回避跨文化再现的矛盾，在《万重浪》中同时重建了两种迥然相异的中国概念：一个是具有数千年视觉艺术传统的乡村中国(南方风景)，另一个是卷入全球化洪流的超现代的中国(上海都市)。然而，《万重浪》拍摄的背景又直接与当今全球化时期英国，乃至欧洲的政治息息相关。朱利安在一次访谈中这么界定《万重浪》：“这不是一部有关中国的电影，而是一部从某一跨文化事件开始、进而包涵中国某些方面的电影”；他进一步指明：“这是对近期英国大选中反对移民的令人不安的政治活动的美学回应”(Borysevicz 59-60)。

       虽然朱利安强调他立足英国，但《万重浪》毕竟充满了中国影像，而且朱利安在构思和创作过程中大量启用中国艺术家，一再设置中国的视角，捕捉中国的景色。穆尔维因此认为：“《万重浪》是在中国实景拍摄的发生在中国的故事，取材于中国的历史与传说，似乎与朱利安先前的电影和影像装置所关注的问题在文化上和地理上都相去甚远”(Frankel 202)。换言之，《万重浪》让朱利安跳出了他熟悉的欧美人文地理背景，进入了对他来说全然陌生的中国。穆尔维对朱利安的赞誉值得我们深思：“《万重浪》的胆略在于，为了反思当今的政治，艺术应该参与全球现象，而不必带有传统的‘东方主义’的担忧”(Frankel 204)。当代艺术介入全球现象本来无可厚非，但东方主义的传统并不见得就因此而烟消云散(这点本文结语处再论)。朱利安自己充分意识到跨文化再现中权力的不均衡：“在从另一种文化的形象中取得愉悦和退回怜悯(或更糟)的姿态之间的差别是极小的”(Borysevicz 59-60)。出乎预料的是，朱利安坦言他在创作中并不回避“刻板形象”(stereotypes)，包括国籍、种族、族裔、性别、性取向、阶级等刻板形象：“我要回到刻板形象表现的问题，因为我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拒绝刻板形象的……也许，通过刻板形象，我们能争取表达某种其他的东西”(Rich 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