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战终结近三十年的今天，民族国家与国际秩序的紧张，逐渐取代了意识形态的冲突，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核心议题。诚如戴维·米勒在《论民族性》一书中所指出的，“在20世纪最后十年中，民族性诉求逐渐在政治中获得支配地位。随着苏联及其卫星国的解体，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减弱，因而民族认同和民族自决的问题得以凸显。国家信奉自由市场还是计划经济或者某种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似乎不再那么重要”(1)。尤其近一两年来全球化趋于逆转，反全球化的保守主义更有力地影响到国际秩序，无论美国、中国亦或其他国家与地区，对于自身民族身份的认同开始强化，“民族性”的问题变得尤为尖锐。 同时，中国的“民族性”诉求面临着“二重结构”的紧张，“中国同时存在两类具有本质差异的民族：一是中华民族，一是组成中华民族的各民族”(周平36)。这导致我们既要在国际秩序中强调“中华民族”的民族属性，在全球化所代表的“普遍性”中强调“特殊性”；同时又要在国内秩序中消弭地方民族主义，强调少数民族“特殊性”基础之上的“普遍性”。“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结构，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面临着巨大的张力。近年来马戎等学者建议修正这种双重结构，即在“中华民族”的层面上继续使用“民族”的称呼，而在“少数民族”的层面上使用“族群”的称呼(马戎2)，重提顾颉刚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1939)的理念。顾颉刚的呼吁来自于抗战时期，在今天重新激起马戎等学者的热议，可见出当下民族性问题的内在紧张。 与此相关，在国际环境中，我们越来越依赖“视觉认同”来确证“民族性”，一系列代表性的案例有北京奥运会开幕式(2008年)、国家形象宣传片(2011年)、CGTN的筹建(2016年)等等。对于电影而言，“讲好中国故事”被视为中国电影的核心竞争力，“坚持民族文化身份，坚持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用具有普适性的表达方式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赵葆华)。有意味的是，如果我们对于当代中国民族性与电影之间的关系有历史性了解的话，当下对于电影“增信释疑、凝心聚力”之类要求，基本上类同于“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的政治功能。 笔者一直希望有机会对当代中国电影与民族性的关系展开系列讨论。本文作为这一学术计划的一部分，尝试回到起源阶段，讨论“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与民族性的复杂纠缠。这意味着我们回到“冷战”终结后的全球化时代之前，讨论“中华民族”内部的“民族性”如何被电影所表征与转化，而这一“内部”的经验在全球化的今天，同样通过电影，又将如何作用于“外部”。这触及“特殊性”与“普遍性”在电影语言层面的深刻博弈，需要我们以一种更为广阔的社会史乃至于文化政治的视野，重返“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的历史情境之中。 一、“平权”视野中的创制“民族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伊始，面临着双重民族性的构建：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与内部各个民族的“民族性”。我们的民族理论基本上都集中于少数民族层面，如同周平所指出的，“现行的民族理论大都是围绕着维护少数民族权益展开论述的，基本上就是少数民族权益理论。与此同时，中华民族的论述却付之阙如，至少是缺乏对中华民族的完整论述”(37)。 理解这种貌似奇怪的不均衡，需要我们把握创制“民族性”的一个等级结构：“民族性”永远来自于“他者”的界定。如同刘大先分析的，“塑造现代民族国家社会、文化与公民，无形中是以启蒙他者的眼光来衡量本民族民众及其文化的，尤其是涉及‘民族性’时更是如此”(刘大先486)。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积贫积弱的中国被客体化，出现了大量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讨论，只是更多的使用我们所熟悉的“国民性”这一概念，二者是同一个词。刘禾谈到了这一点，“‘国民性’一词(或译为民族性或国民的品格等)，最早来自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是英语national character或national characteristic的日译，正如现代汉语中的其他许多复合词来自明治维新之后的日语一样。19世纪的欧洲种族主义国家理论中，国民性的概念一度极为盛行。这个理论的特点是，它把种族和民族国家的范畴作为理解人类差异的首要准则(其影响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后的今天)，以帮助欧洲建立其种族和文化优势，为西方征服东方提供了进化论的理论基础”(76)。 因此，建国后这套国民性话语宣告终结，在冷战的国际秩序中，新中国拒绝了来自“他者”的目光；而在同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之内，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的合法性是不言自明的前提。毫不意外，1952年院系调整后，“人类学”这一学科被取消，民族学与人类学发生分离，“关于汉族的人类学性质的研究遭到了禁止，而集中于‘少数民族’研究”(刘大先491)。在“改革开放”之前，关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讨论并不存在，民族性基本上指代的是少数民族的民族性。 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就中华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而言，当新中国完成了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历史任务后，是否在“内部”复制了这一不平等的等级结构?在一部分研究者尤其是海外学者看来，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再现了这一不平等的等级结构，是将“帝国性”内在化，这是他们对于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研究的认知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