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强者恒强是千真万确的硬道理。我国是一个以小农为主体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既然选择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本国策，那么扶持小农也必然是基本国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中，防止出现小农掉队或返贫的现象，一直是党和国家的重大任务之一，党和政府为此进行了艰难探索。 一、“消灭小农”论：通过消灭小农实现“富裕农民” 上世纪90年代，国内外学界一种非常普遍的观点认为，当中国参与资本主义全球化、承接全球一般制造业梯度转移且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时，就会基本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农村户籍人口将下降到15％以下，农民问题(包括小农破产与贫困问题)也就在这一“消灭小农”的过程中解决了①。这一观点的依据是全球先发国家和地区的“普遍经验”，据说亚洲“四小龙”之前的所有先发国家和地区，在参与全球化后无一例外地在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时解决了农民问题②。按照这一推论，当中国的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时，中国农村便只剩下2亿农民(且不再是小农)了，农民贫困问题应该就迎刃而解了。 然而，这一所谓“普遍经验”真的能够在中国应验吗?非常遗憾。中国在承接全球一般制造业梯度转移后，国民经济确实经历了数十年高速增长，人均GDP由几百美元增长到了现在的8000美元，但中国农村户籍人口数量依然还有9亿多，不仅没有减少，比改革开放初期还增加了2亿，中国的实际城市化率还不到50％③。实践证明，上述所谓“普遍经验”并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而且不是一般的特殊。 那么，中国为什么特殊呢?笔者曾以“中国拐点”一词来解释中国的这种特殊性：当中国承接全球一般制造业梯度转移时，全球一般制造业便会出现“中国拐点”，即由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逆转为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④。在亚洲“四小龙”承接全球一般制造业梯度转移时，一般制造业每100元GDP能够转化为国民收入70元，而当中国承接全球一般制造业之后，其每100元GDP转化为国民收入的只有35元。所以，中国在承接全球一般制造业梯度转移后，只产生了两亿多“农民工”及更多的留守老人和儿童，这是因为这些“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不足以支付其家庭“市民化”的高额成本。 值得庆幸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绝大多数小农在加入全球化之前的乡村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就已经告别了贫困甚至实现了小康，这是世界公认的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随着我国加入到全球化行列，人均GDP虽已达到8000美元，却依然还有9亿多农村户籍人口，这是国内外专家学者和顶层设计者所未曾预见到的。我们必须面对一个基本事实：上世纪90年代人们所设想的借鉴国际先进经验，通过市场化、全球化和深度工业化、城市化，达到“消灭小农”、实现“富裕农民”(即彻底解决农民问题)的战略目标基本没有实现。 二、“兼并小农”论：通过减少农民实现“富裕农民” 在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在我国波澜壮阔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通过消灭小农达到“富裕农民”的战略目标并没有实现。不仅如此，上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每个5口之家如果种10亩地、养10头猪，就可以过上比城市3口之家更好的生活，而现在一个农户种20亩地、养20头猪，却不足以养活3口之家了⑤。农民种同样多的玉米，其2016年的收入不到2014年的四分之一；养同样多的羊，其2016年的收入不到2014年的五分之一。对于这一现象，经济学家们的解释是“小农规模不经济”“小农不懂市场”⑥。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9亿小农大面积返贫的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 怎么办呢?当前的主流话语似乎有了微妙变化：从主张融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消灭小农”论，变成了鼓励资本下乡的“兼并小农”论，即鼓励农村土地向农业大户或农业龙头企业集中(通过流转或入股)，并且通过制定养殖业行业标准为小农进入设置门槛。“兼并小农”论者认为，土地兼并有益无害，小农既作为土地主人获得财产性收入，又作为农业工人获得工资性收入，而且他们进城务工也无后顾之忧了。鉴于小农“市民化”的成本太高，他们还可以拿被兼并的土地(或股权)进行抵押贷款，作为进城成为市民的“首付款”。“兼并小农”论者相信，这样一来就可以大大提高中国的城市化率。换句话说，只要农民进城了，被市民化了，中国的农民问题或贫困问题就解决了⑦。这真的行得通吗?答案可能是残酷的。菲律宾曾经就是这样做的，但其实践证明：这条路可能很难走得通。 1898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接管了菲律宾。在美国殖民统治时期，菲律宾经济经历了数十年的快速增长，一度成为亚洲仅次于日本的“经济强国”，被西方人称为“亚洲典范”。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香港、台湾、韩国及东南沿海的大量劳动力输出到菲律宾就业。在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菲律宾精英阶层师从美国，认为必须依靠资本的力量消灭小农，改造农业和农村⑧。在菲律宾政府和知识精英的主导下，西方农业跨国公司和本国资本家逐步控制了菲律宾的农业和农村金融保险、土地交易，农产品加工、流通、仓储，生产资料的生产和销售，以及农业技术服务、基础设施等领域，菲律宾小农则只能从事农业产业链条中风险最高、利润最薄的种植和养殖生产。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大量自耕农和佃农在大公司挤压下破产，失去土地后沦为资本家的农业工人。然而随着技术进步和农业结构调整，农业资本家和大地主所需要的工人数量越来越少，于是大批失地农民和失业农工被迫背井离乡进城打工。但由于朝鲜战争结束后菲律宾经济增速下降，城市就业岗位减少，很多进城的“农民工”找不到工作，成为城市失业者。当失业演变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时，菲律宾军人走上政治舞台，进一步加剧了政局不稳、社会动荡和经济衰退，导致了更严重的失业问题，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从上世纪60年代起，菲律宾劳动力开始反过来源源不断地输出到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及世界各地，“菲佣”成了菲律宾的“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