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合作的制度化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现象。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机构确立了稳定开放的自由国际秩序，但也蕴含着非中性的特征。①美欧等创始国一直在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决策权分布和利益分配中占据优势地位。随着国家实力对比的变化和新问题的涌现，后发的崛起国对现存国际制度的分配结果愈发不满。于是，崛起国面临两个改革国际制度的策略选项：一是改革现有的国际制度，使其更符合自身利益；二是创立新的国际制度。 崛起国创建国际制度会面临较大的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创设新机制的初始步骤会非常困难。②甚至有研究指出，高风险和高成本使得制度创建仅会在没有替代性制度可用或者没得选择时才会发生。③但是，在许多跨国议题领域，却出现了崛起国在现存国际制度外部成功创建功能重叠的制度安排的努力。④例如，在多边开发银行改革停滞不前的背景下，金砖国家于2014年建立新开发银行(NDB)，推动多边发展融资体系改革。 崛起国之所以会承担巨大的成本来创建国际制度，是因为其对现有多边制度安排不满，却又很难通过寻找替代性的国际制度或者改革现存国际制度来满足自身的需求。通过创建功能重叠的国际组织，崛起国能够在现存国际制度之外建立新的制度选项，同时也能够通过外部选项倒逼现存国际制度改革。⑤但是，从崛起国创建国际制度的实践中，我们发现并不是所有创建国际制度的倡议都能够成功落地，有的成功创设并逐渐发展为地区或全球层面的重要国际组织，有的却在萌芽阶段被迫“流产”。在什么条件下，崛起国倡议建立的国际制度更容易获得初始生存?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二、既有解释及其不足 权力转移与国际制度变迁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在现实主义的研究纲领中，国际制度是国家偏好的反映，会伴随着国家权力基础的变化而调整。⑥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崛起国改革制度安排和守成国维护制度特权的利益冲突，会导致崛起国与守成国在国际制度领域出现对抗。⑦制度博弈的结果则取决于国家间的实力对比。 但是，实力变化并不会自动导致国际制度变迁。历史经验显示，制度变革的时点和程度并不一定与实力变化相一致。在现实主义范式的基础上，有研究进一步提出，在国家实力的不平衡增长打破了原有制度框架下的权力与利益均衡，并动摇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赖以存在和持续的合法性根基后，新兴经济体还需要依托自身实力获取更多的规则制定权，才能重塑全球经济治理体系。⑧但是，现有研究对实力变化如何导致国际制度变革的解释仍然不够清楚，对新兴国家如何运用自身的实力获取规则制定权也需要进一步研究。此外，由于崛起国与守成国在旧的多边制度中既有冲突利益也有共同利益，爆发“制度之战”并不必然是崛起国与守成国的宿命。在权力转移过程中，有时会出现兼容性的制度调整，有时又会出现制度冲突，甚至是制度僵局。⑨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影响崛起国与守成国围绕国际制度变革进行战略互动的条件。 制度主义者对制度“黏性”进行了充分的研究，认为制度的“锁定”效应使得国际制度的决策权和利益分配保持“制度惯性”，很难依据国家实力的变化进行及时调整。⑩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等学者认为，对国际合作的共同需求和对制度促进合作的预期，使得利益相关的成员国会理性地选择共同创立国际制度。(11)而且，在达成国家间的合作交易当中，相关国家都倾向于选择各自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国际制度。(12)因此，无论是创建还是改革国际制度，其成功与否都取决于该制度形式是否能够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国际合作。那么在已有国际制度已经显著降低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创设新机制将面临高额的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会令制度创建的初始步骤非常困难。(13)历史制度主义者也认为制度具有黏性，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会促进国际制度初始条件的延续，很难根据权力转移进行适时调整，只能依靠历史事件和关键节点来打破路径依赖。(14) 但现实情况是，在已经存在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崛起国仍然努力创建新的国际制度，并取得了一些成功。制度除了具有提供信息和实施监督的功能外，还具有分配功能。在创建国际组织过程中，创始国往往需要付出比其他国家更多的成本，也会获得巨大的特殊利益。(15)现有的制度主义研究主要从制度促进合作进而带来共同利益的功能理论的视角解释制度创建和制度变迁，对制度的分配效应和特殊利益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关注不够。此外，虽然制度主义研究也承认制度创建中存在成员国的冲突利益，并认为在不同类型的国际合作问题中，倡议国可通过特定的制度设计建立可信性承诺，推动利益攸关的国家自愿建立国际制度进行合作。(16)但是，现有的制度主义研究忽视了制度创建对域外国家的外溢效应和对国际体系的系统效应。(17)尤其在权力转移的背景下，崛起国创建国际制度的行为会引起守成国和现存国际组织的担忧，并可能引发相应的政治反应。 面对早期研究对于国家利用新的国际制度挑战现存制度安排的现象缺乏合理解释的现状，一些研究开始打破传统范式，寻求折中的分析路径来考察权力转移与国际制度变迁的关系。制度创建作为国际制度变迁中改变现状国家的战略选项，开始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约瑟夫·朱皮耶(Joseph Jupille)等人的研究认为，有限理性会使得决策者倾向于根据其对方案的熟悉程度，依次采取使用、选择、改革和创建的策略来应对现存国际制度的缺陷。(18)菲利普·利普斯(Phillip Y.Lipscy)在制度博弈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解释国际关系中制度变迁的理论。他认为，政策领域的网络效应和进入门槛这两个特性，会决定新建国际制度能否作为有效的外部选项(outside options)倒逼国际制度改革。(19)罗伯特·基欧汉则敏锐地观察到国家通过替代性制度安排挑战既有多边主义的现象，并提出“竞争性多边主义”的概念来分析“不满行为体”的战略和解释国际关系中的制度变迁。当不满的行为体寻求改变既有封闭制度时，就可能通过寻求外部选项来推动竞争性的多边主义。不满的行为体可通过机制转换(regime shifting)和竞争性机制创建(competitive regime creation)的方式来建立可信的外部选项，从而推动国际制度变革。(20)李巍在对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进行折中的基础上，提出现实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体系层面的国际制度运行，特别是国际制度的产生、兴起和衰朽以及单元层次的某个国家的国际制度战略。(21)这些最近兴起的折中的制度主义解释，将国家通过创建外部选项来提升制度博弈筹码，进而推动国际制度变革作为新的理论增长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国际关系的机制复杂性的新现实，并发现了制度创建对国际制度变革的重要意义。下面进一步探讨，在什么条件下，对现有体制不满的崛起国更容易成功创建新的国际组织。本文试图从这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