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17)04-0034-09 当社会出现急剧变动、转型之时，人们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顾虑而不能直抒胸臆，或者无法适应时代的快速发展、完全正确地感知外在世界，于是往往会通过构建有效的历史资源来对现实进行定位。既可以为时代立言、立心，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也可以言志来消除内心的不稳定感、迷茫感。历史剧作为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运动中耀眼且争议最多的体裁形式，一直伴随着中国现当代社会的整个历史进程。我国戏剧大多数取材于历史，元、明、清的杂剧和传奇过半以上为历史剧，三百多种地方戏的传统剧目也大部分为历史剧。除了传统戏剧之外，话剧引入中国后也受到重史的文化传统的影响，呈现出大量题材各异、主题丰富的历史剧。因此，历史剧在中国戏剧领域创作中地位重要、煊赫，也发展迅速。面对不断改变和发展的现实，历史剧如何反映时代精神和古为今用，如何评价和描写历史人物，戏剧界人士有诸多困惑，急需在学术理论层面给予解答。为了界定和澄清历史剧的概念、功用以及历史剧与现实、历史科学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问题，戏剧界和理论界在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初、60年代初、70年代末80年代初、90年代至21世纪初先后发起了大讨论。进入1990年代，论争由戏剧扩大蔓延到后起的影视剧，探讨的问题也趋于多元开放。 一、历史剧大讨论述略 (一)20世纪40、50年代：与现实社会是否关联 历史剧创作和理论问题的争鸣首先从1940年代国统区的重庆和桂林发起。当抗日战争进入十分艰难的持久战阶段，民族主义情绪异常高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全民族的共识。围绕救亡图存这股历史的主旋律，“重新认识和研究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思潮应运而生，由此掀起了戏剧领域历史剧创作的一个高峰。鉴于抗战时期国统区政治高压下没有言论自由，宣传抗战的戏剧演出频频遭禁，当时戏剧家们纷纷把目光投向各诸侯国间兼并称雄、内战频仍的战国和反抗外族侵略、压迫的明末清初等两大历史时期。从政局动荡的战国、明清易代之际挖掘那些反映志士仁人爱国、团结、为追求光明和进步不屈不挠的历史素材，以激发和鼓舞广大民众齐心御侮的斗志，以及反抗黑暗统治和敢于向最高权威要求自由、民主、独立的反叛精神。在抗战历史剧创作潮流中，郭沫若是旗手也是主将。他在1942至1943年间连续创作出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6部浪漫主义历史剧。他的历史剧创作可以归纳为四点：一、遵照“据今推古”“失事求似”的原则；二、采取《诗经》的赋、比、兴手法；三、借助诗性激情勾连历史和现实，达到诗意、剧情与政治的统一；四、注入切身所感受的时代的悲剧精神，孕育出悲壮的人生况味和崇高的悲剧美。 国统区最初涌现的主要为主观抒情的浪漫主义历史剧，后来偏重于客观叙事的现实主义批判历史剧也接踵而至。譬如，阳翰笙的话剧《李秀成之死》(1937)、《天国春秋》(1941)、《草莽英雄》(1942)，阿英的话剧《碧血花》(1939)、《海国英雄》(1941)、《洪宣娇》(1941)，欧阳予倩的京剧《梁红玉》(1937)、京剧《桃花扇》(1937)、话剧《忠王李秀成》(1941)、电影《木兰从军》(1939)，于伶的话剧《大明英烈传》(1940)。这些抗战历史剧隐晦曲折地影射现实，宣扬“万众一心、共御外侮”的大局意识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现实性，即政治功利性。 抗战历史剧的繁荣直接引发了史剧观和创作方法的争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史剧观都尊重历史，也承认历史剧有为现实间接或直接服务的功能，但就历史剧可不可以反映现实，以及虚实之间的主从关系、轻重处理等问题有着较大的分歧。1942年7月14日，田汉在桂林组织召开了“历史剧问题座谈会”，柳亚子、欧阳予倩、茅盾、胡风、宋云彬、于伶、安娥、蔡楚生、周钢鸣、端木蕻良、田汉等人也参会研讨。1942年9月，桂林的《戏剧春秋》第2卷第3期刊登了郭沫若的《高渐离》人物研究，同年10月刊载了《历史剧问题座谈》纪要和柳亚子、荃麟、周钢鸣、安娥等人关于历史剧研究方面的论文。1943年4月，重庆的《戏剧月报》第1卷第4期刊载《历史剧问题特辑》，郭沫若、葛一虹、刘念渠、张骏祥、陈白尘等人发表了关于历史剧创作方面的论述。大家对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历史剧可否影射和翻案以及古为今用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以胡风、邵荃麟、周钢鸣、陈白尘、阳翰笙、蔡楚生等为代表的一方坚守历史剧的真实性，认为历史剧的史实重于现实性、艺术性，应当限制历史剧的任意虚构，反对没有历史依据和脱离现实环境的翻案风，强调客观叙事。当时历史剧创作中意识形态地位凸显，随意翻案现象也时或发生，存在着任意歪曲历史真实、反向利用历史和解构历史的庸俗社会学倾向。持现实主义史剧观的论者为此提出质疑和批评，要求均衡服务现实、追求艺术完整性与尊重历史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轻重比例。与上述观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郭沫若、茅盾、欧阳予倩、柳亚子等人认为历史剧的现实性、艺术性应该高于史实。他们以艺术本位论为自我辩驳，认为史剧创作者可以根据现实需要进行艺术虚构，乃至使用夸张、想象等艺术手法。在他们看来，史剧创作拘泥于史实会流于零碎化，而艺术虚构能够确保作品在结构、情节、人物等构成上的完整性，且能有效地传达特定的意识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