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17)04-0035-19 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以其高效、专业的商业化社会形态、渐趋成熟的市场体系以及开放经济的比较优势，在国际社会版图上愈发耀眼夺目。与此同时，香港电影人凭借着吃苦耐劳、开拓进取、灵活应变的香港精神，在栉风沐雨中砥砺前行，在兢兢业业中悉力打造了香港电影的“鼎盛时期”。这座约600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在其灵活的商业模式和运营机制的驱动下保持着惊人的电影产量，制作电影的数量远远超过很多西方国家，输出电影之多仅次于美国，奠定了香港电影业的兴盛根基，风靡海内外的“港产电影”成为一代人的经典影像记忆。事实上，“香港电影对于香港文化的影响一直很重要，从过去到现在。八九十年代，我们可以说香港的文化就是电影文化。”[1]可以说，那些独具风格、独一无二的“香港制造”，在工业化的包装和商业化的洗礼下，仍积淀凝练为不可复制的香港流行文化，演变成为香港文化的代表，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难忘的历史记忆和情感珍藏。 美国电影学者大卫·波德维尔在其专著《香港电影的秘密：娱乐的艺术》中，所涉及讨论的大部分香港电影基本上隶属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细致入微地剖析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香港电影的艺术成就及其对国际影坛的影响与贡献，深入解密了“香港电影”为何如此多产的奥秘，也颇为翔实生动地注解了在最辉煌的年代香港被赞誉为“东方好莱坞”的巅峰时刻。在他看来，“那些张狂的娱人作品，其实都包含出色的创意与匠心独运的技艺，是香港给全球文化最大的贡献。最佳的港片，不仅是娱乐大众的商品，更载满可喜的艺术技巧。”[2]如若细腻审视这些“娱人作品”，严肃叙事与娱乐包装碰撞出极致化视觉体验和极高的观赏价值。在几近过火的笑料、过于夸张的噱头里不乏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在“嬉笑怒骂”“刀光剑影”里融入鞭辟入里的深邃体悟与灵魂独语，不得不说，这也是香港电影在娱乐精神外包装下所收获的独特美学财富和文化魅力。 诚如李欧梵先生所言：“香港是一个电影的城市，香港的文化也大多是电影孕育出来的。世界各大国际都市可以与之比拟的恐怕只有纽约、芝加哥、柏林和多伦多。”[3]196“癫狂”“火爆”也好，“纵情”“感性”也罢，80年代的香港电影里投射和潜隐着无数港人的身份认同和本土情感，也流动着与母体文化“剪不断，理还乱”的血脉。王德威先生认为香港这所城市虽作为殖民地，却“与母国的牵连从未尝间断，岛上异国政经文化的影响随处可见，华族传统的色彩却依然不绝如缕”[4]。香港电影独树一帜的叙事风格、情感宣泄和爆发关乎着几代人情感记忆、国族想象和在地经验，作为曾经的“东方好莱坞”，香港电影总有太多的成就让后来人无止境缅怀。正如学者大卫·波德维尔所言，“港片能满足观众所需，源源不绝推向市场，不仅口味新鲜，而且生动刺激兼而有之。港片堪称70年代以来全球最富于生气与想象力的大众电影。”[2]7直到现在，仍有香港电影人喜欢回头喟叹香港电影的黄金岁月，并生发出无限感慨和良多唏嘘。 一、本土意识的觉醒：香港电影的“黄金十年” 地处亚洲、太平洋地区中心的香港，有着“东方之珠”“美食天堂”及“购物天堂”的美誉，水深港阔，位置适中，不仅凭借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历史背景成为中西方经济文化交融、碰撞与互动的重要地带，而且以其高度发达的商业经济迅速跻身为工商业中心。它不仅是“仅次于纽约和伦敦的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与纽约、伦敦并称‘纽约港’”，还以“良好的治安、自由的经济体系以及完善的法制闻名于世”[5]97。另外，随着具有现代化结构特征的小型经济实体迅即崛起，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策略强力驱动香港经济的腾飞，助力香港跻身亚洲“四小龙”，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占据着愈发重要的位置。 (一)香港电影“本土意识”觉醒的社会文化语境 众所周知，经济的腾飞强力助推文化的发展，“战后土生土长的新一代文化随着经济的成长而成长，植根于香港都市生活的本地文学艺术兴旺起来。再经过80年代的继续发展，一个自由开放、融合中西、商业都市型的多元混合文化体系开始成形，昔日的‘文化沙漠’，已经萌发了新芽，披上‘嫩绿’的新衣。”[6]27由于香港居民人口结构的复杂，文化差异导致文化冲突不断，粤语文化、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发生交叉、叠合，岭南文化、中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渗透，在“东西对流”中达成某种情感的融通。它们在寻求着各自生存空间的同时，也形成了“中西交融”的显著文化特征，使香港显现出特有的多元混合、传统与现代相交融的都市文化形态，逐渐成长为兼具东西文化元素的港口型、工业化城市。在这种经过改造、创新的中西结合的文化语境下，香港民众普遍形成了颇具开放性、求实性、本土化的思维观念。 长期以来，在高度商业化的社会语境下，香港逐渐生成了与之相匹配、相适应的商业文化、娱乐文化，这种“商业性”和“娱乐性”也成为香港电影及香港电影工业的重要基因。尤其是战后，香港电影的商业机制始终以“经济利益”为终极意旨和运作轴心，尽最大可能地运用、汇集更多的商业元素，以争取更多的观众和市场，这是香港电影亘古不变的运行法则。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香港本土文化意识的上扬，处于动荡变革的香港电影、电影工业及市场格局，开始秉持着“本土意识”逐渐走向现代化、国际化。于是，不少香港电影中的本土怀旧表达在商业娱乐元素的包裹下，往往呈现出后现代式的调侃与戏谑，而这似乎也是彼时香港商业文化浓厚、政治文化稀薄①的某种症候写照。对此，有学者认为：“香港已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一个充满个人事业发展机会、可以安居乐业的地方；一个发展出本土意识与文化的社会。作为既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娱乐消费主导力量的香港电影，一直在适应并贴合这种社会的演进，也经历了本土意识从觉醒到鲜明的过程，其中心意识便是全面强调娱乐性。”[7]211我们不妨对香港电影“本土意识”觉醒的社会文化语境加以历时性的观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