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笔人：马晓河、宋立、刘现伟、杨长湧、卞靖。 一、“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显性风险 “十三五”时期，国际国内长期积累形成的一些显性风险可能爆发。这些风险涉及周边安全、对外经贸、制造业、房地产、财政、金融、生态环境等诸多领域，风险点多、影响面广，且相互叠加、辗转放大。一旦应对不当，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严重干扰和冲击。 (一)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深刻调整，外部不利条件显著增多 我国周边安全形势趋紧，和平发展环境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随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在许多方面开始赶超美国，我国已被推到世界舞台中心地带，引发了美国的“霸权焦虑”，中美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美国的国际关系哲学中，老牌大国和新兴大国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①。因此，对于任何可能挑战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国家，无论其政治社会制度如何，美国都会采取遏制的基本策略，从前苏联到日本概莫能外。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先是抛出“中美二国集团(G2)”设想，希望我国与其分享全球治理权力的同时承担更大国际责任。随着这一设想破产，美国开始有步骤地重返亚太，加强对我国的战略防范和牵制：政治上加强与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友的关系，积极发展与印、缅、越等我周边新兴国家关系；经济上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对我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形成新的压力；军事上加强亚太前沿部署和军事存在，强化两个岛链和阿富汗等军事基地，以南海自由航行为借口打造对冲我崛起的安全新秩序。随着美国加大介入，我国周边不安定因素明显增多，与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的矛盾显性化复杂化，钓鱼岛、黄岩岛、南海等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蜂起。在这些争端中，美国采取选边站的立场，致使矛盾问题更加棘手，有效解决的难度大大增加。 “十三五”时期是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非常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中美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虽然不大，但美国及其盟友对我战略牵制、围堵甚至遏制态势预计进一步强化：首先，中美力量对比继续发生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10月预测，2015-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将明显快于美国，经济总量与美国的差距将持续缩小，中美以美元计值的现价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将从61.7%升至70.1%；若以购买力评价计算，2014年中国GDP总量将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这很可能进一步引起美国霸权衰落的焦虑，特别是触发其国内鹰派势力的强烈反应。其次，美国对我国对外战略产生新的警惕。过去很长时期，我国无论从外交宣传上还是实际行动上，都未对美国全球霸权地位发起挑战。美国一直相信我国是其主导下的全球秩序的受益者和维护者。然而，随着我国在对外战略中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势，美国对我是否还愿意继续承认和维护现有国际体系产生怀疑。“十三五”时期，随着我国加快“一带一路”建设、加强金砖国家合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在周边冲突中采取强硬的姿态，美国或更加相信我国对外战略已转向突破美国霸权地位、改造现有国际体系，对我国的疑虑和遏制或进一步升级。第三，2017年1月奥巴马政府任期将结束。目前看，希拉里·克林顿作为民主党强有力的候选人，即使不出任总统，也会在新政府中位居要职。作为美国对华鹰派势力的代表和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主要制定者，希拉里再次步入美国政府高层，对中美关系恐将带来更加复杂的影响。 同时，“十三五”时期“三股势力”在中亚、西亚地区或将趋于活跃，在我西部边境地区的渗透、干扰和破坏可能进一步升级。我国周边安全面临“东西夹击”的严峻形势。这不仅对我国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还将迫使我国投入更多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资源予以应对。改革开放以来相对和平宽松的国际和周边环境有可能发生逆转。 世界经贸规则酝酿变革，我国在全球经贸体系中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对经济全球化传统模式进行反思，认为世界贸易组织(WTO)主导的以边境措施调整为主的经贸规则，无法解决各国国内规制不一致的问题，导致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充分享受经济全球化的收益，却没有对国内体制机制进行符合美国期望的改革和调整。因此，美国力推TPP、TTIP等高标准广覆盖的超大自由贸易区谈判，及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谈判，力图在劳工保护、环境保护、国有企业竞争中立、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等领域设置更高标准并与货物贸易挂钩，推动服务贸易和投资走向更高水平自由化。 “十三五”时期，TPP、TTIP谈判形成“广覆盖、高标准”规则体系的可能性很大。从过去经验看，美国国内规制及其主导的自由贸易区规则会对全球经贸规则演变产生强大推动力。例如，1995年WTO成立时，在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领域的规则便深受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影响。“十三五”时期，不排除美国大力推动TPP、TTIP在部分领域形成的高标准规则纳入WTO谈判，形成有约束力的全球性制度。这些规则招招指向我国发展模式的软肋，对我经济社会转型形成强大倒逼压力。若不能及时跟进和有效应对，我国在全球经贸新体系形成过程中有可能被边缘化。 (二)产能过剩带来的风险不容小觑，对经济健康发展可能形成冲击 受周期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和体制性因素叠加影响，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钢铁、水泥、焦炭、平板玻璃、电解铝、船舶、造纸、制革等传统产业严重过剩，太阳能光伏、风电设备、锂电池等部分新兴产业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问题也较为突出。 “十三五”时期，国际国内若干因素可能导致产能过剩风险更加突出。特别是“十三五”前期，消化过剩产能的前景将充满挑战，供求失衡风险会上升。一是外需环境根本好转难度较大。国际经济预计继续维持低速增长，依靠出口化解过剩产能依然面临严峻挑战。同时，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力促再工业化，本土制造业加快发展，海外产业出现回流，对我国形成部分进口替代，进一步挤压我国出口空间。二是国内市场需求增速可能放缓。国内经济进入周期性下行阶段，由过去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入年均6%～8%的中高速增长。城市人口规模、城镇居民新建住房投资需求、新增汽车需求等增速都将出现趋势性回落，继续利用短期扩张性政策化解产能过剩的空间明显缩小。三是导致产能过剩的体制机制因素短期不易化解。生产要素特别是土地、资源、环境等价格扭曲，政绩考核和财税体制不完善，落后产能退出机制不健全等，是本轮产能过剩的重要体制机制根源。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短期效果不会十分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