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早就引人瞩目。不过,人们对中国经济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解、解释和判断。本文选取一个角度参与讨论,中心论点是,体制成本是理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得以发生及其继续变化的关键。 一、新问题:解释中国经济起落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30年高速增长。对此,经济学者做了系统回顾。2008年7月,年近百岁的诺奖得主科斯教授在芝加哥大学组织了总结中国经济制度变革经验的学术研讨会。是年年底,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2008年中国经济年增长率为9.6%,虽比上年有所降低,但还是达到1978年以来30年平均增长率。次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再过一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2013年,中国又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宣布中国经济总规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① 比照20世纪70年代末的情景,中国经济取得了足以傲人的成就。这也激发了学界总结中国经验的理论雄心。毕竟,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国取得如此出色成绩,绝非偶然。与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并存的,应该有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建树。所以大体也在2008年前后,人们不再满足于仅把中国作为验证现成经济理论的一个案例,而立志要从中国经验里提炼新理论和新思想。② 其实经济成就与其理论总结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定亦步亦趋。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之时,距瓦特发明第一台单动式蒸汽机不过七年,英国满打满算还处于产业革命的初级阶段。七十多年后《共产党宣言》所说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宏图,在当时还没有可能被人感知。斯密时代的英国经济只不过经历了长久的缓慢增长,他当时看到过的绝大部分企业规模还很小,而不被他看好的像东印度公司那样的获皇家特许贸易权的大公司,为数寥寥。当时英国人的生活水平似乎也普普通通,甚至乏善可陈。③ 就在那么一个经济基础之上,诞生了足以长久影响后世经济思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此作为参照,30年中国高速增长的奇迹,就算斯密本人在世,也不能不刮目相看。拿出与当今中国经济绩效旗鼓相当的思想产品,顺理成章。问题是雄心愈烈,挑战愈多。恰从2008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态势开始发生新的变化,虽然2009-2010年因施加强刺激政策而维系了高增长,但下行压力终究尾随而至。回头看,2007年第一季度中国GDP折成高达15%的年增长率,应该是一个增长阶段结束的空谷绝响。不过几年光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减速一半以上。 这里带出一个新问题,如何阐释中国经济的起落?分开来处理,可以增长解奇迹,下行析成因。但如果我们不满足于此,希望在一个简明框架里获得对中国经济戏剧性变化一以贯之的理解,那就还须付出努力。下文从一个核心概念入手,试图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扩展相关分析。 二、体制成本的含义 这个概念就是“体制成本”。人们熟知“成本”,那是任何经济行为主体要获得收益都不得不支付的代价。成本包括货币的、非货币的,时间的、精力和精神的,抽象出来作为谋求任何收益所必不可少的付出,构成经济行为最基本的约束条件。可是在过去很长时期里,从事经济实务人士以及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关注重点一直集中于生产成本,即为生产某物所不得不发生的各项支付。唯有当大规模生产伴随大规模交易的现代经济成形之后,生产成本以外的成本才开始引起注意。1937年,年轻学者科斯首先提出“交易成本”概念,他发现运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本身并不免费。因为存在着正的交易成本,市场里就存在企业和多种多样的经济组织,虽然以往的经济学思维往往对此视而不见。这一朴素发现,改变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④ 无独有偶,也很年轻的中国经济学家张培刚在20世纪30年代从事抗战经济问题的研究时,也提出“纯商业费用”概念。⑤他观察到当时湖南、江西等地的中国农民很穷,生产粮食的成本极低,但在沿海城市如宁波的粮食市场上,内地大米却竞争不过远道而来的泰国大米。经过仔细调查,张培刚发现从内地农村产地到沿海城市销地之间,经商成本过高是问题的关键,诸如地方割据、关卡需索无度及种种其他麻烦的顽固存在,把本来很有竞争力的内地大米排斥到沿海市场之外。他的结论是,如果有效改善商业通道,节约纯商业费用,战时中国的粮食供应将得到改善。考虑到当时张培刚还不可能读过上述科斯那篇论文,我们可以说一位中国学者独立发现了在生产成本之外还存在其他成本。⑥这再次说明,当学者直面真实世界时,有机会提出一个新概念来阐释可观察到的反常现象。 经历多年沉寂之后,“交易成本”终于引起学界注意并得到进一步阐释。1969年,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罗提出,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实际上就是“一个经济体系运行的成本”⑦。他因此打通科斯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传统的关系,因为在斯密那一代学人那里,最关心经济体系的运行,而不是孤立而零碎的经济活动。另一方面,科斯的一些追随者则把交易成本概念扩展为“制度成本”。⑧例如,张五常在1987年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经济组织与交易成本”的词条时指出:“交易成本就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息、谈判、起草和实施合约,界定和行使产权,监督管理的成本以及改变制度安排的成本。简言之,交易成本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当中的成本。”⑨这是说,在直接生产之外需要付出的代价,还远不止狭义的交易成本。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