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与记忆的工业化　　

      中图分类号：J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7)05-0013-07

      对记忆的重新定义与研究，正从内部改变西方的哲学、史学、心理学和艺术研究。记忆也是法国电影哲学的关键词：福柯把电影视为权力用来建构大众记忆的编码装置；德里达将电影看作对记忆的记录与播放；德勒兹认为回忆是重要的时间-影像，它不是过去，而是被现实化或正被现实化的影像。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从新的角度把电影与记忆联系在一起，他在德勒兹提出的“脑即银幕”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电影本质上是一个“记忆工业”。他从技术、意识与文化工业的角度对电影的本质、生产机制和文化功能进行了分析，这些分析集中在“电影作为意识”这个基本判断上。斯蒂格勒认为电影代表着可被存储、筛选、编辑和删节的“第三记忆”，电影的工业化让“第三记忆”不断调节人自身具有的“第一记忆”和“第二记忆”能力，让意识不断物质化，这些物质化的意识成为程序工业的原料，以满足当代世界正在生成的巨大的全球意识市场。从后结构主义哲学到大众文化，从技术本体论到后人类主义，斯蒂格勒主要围绕时间、意识市场、个体化、消费主义、技术人类学、文化工业和自动化社会等话题展开阐述，是当今最为活跃的法国思想家之一。

      一、从武装劫匪到技术哲学家

      斯蒂格勒的身世非常曲折离奇。他的父亲是电工，母亲是银行职员，他在读初中时就因家境贫寒而中断学业。1969年，17岁的斯蒂格勒进入法国自由电影学院(Conservatoire Libre du Cinéma )做导演助理。1973年，他进入法国信息自动化研究中心(Institut National de Recherche en Informatique et en Automatique，简称INRIA)实习。从1968年“五月风暴”到1976年，他始终是法国共产党党员。1976年，他开始持械抢劫银行，用他的话说，这是对资本主义展开的反抗，他抢劫的都是他存钱的银行。在第四次抢劫过程中，他被巡逻警察当场抓获，被判刑五年。他的罪行应该判十五年，但一位非常优秀的辩护律师让他免去十年牢狱之灾。

      从1978年到1983年，斯蒂格勒在图卢兹的圣米歇尔监狱(Prison Saint-Michel)服刑，后转到米雷市(Muret)的拘留所。在服刑期间，他的人生发生了转折，从未接受过任何大学教育的斯蒂格勒，开始自修图卢兹大学的哲学课程。同时，他还辅导狱友参加法国高中会考(BAC)。1983年出狱后，他先在一家电子公司做职员，这家公司负责城市和技术发展方面的咨询工作，他开始接触技术文化。1984年，他入选了国际哲学学院(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简称CIPh)的项目负责人，该国际哲学学院是一所由弗朗索瓦·夏特莱( Chatelet)、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四位哲学家联合创建的面对公众的公益教育与研究机构，按照开放式大学进行运营和管理。1985年，斯蒂格勒又受雇于法国科研部门研究电信和信息技术。1987年，他在蓬皮杜艺术中心策划了“未来的记忆”(Mémoires du Future)展览，这个工作让他对信息技术与记忆这两个话题产生了兴趣。1988年，斯蒂格勒终于在法国北部加来省的贡皮埃技术大学(Université de Technologie de Compiègne)获得了教职，这是一所私立工程师学校，斯蒂格勒在这里负责开设技术文化史课程。1989年，他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组建了研究小组，展开电脑机组设计，这项研究让他有机会进一步系统研究信息技术的历史，并为AIS公司设计出第一台样机。1993年，法国政府换届，法国国家图书馆的管理层变更，这个研究项目被迫中断。1990年，他为塞维利亚世界博览会(1992年)撰写的法国馆展览方案获选。

      1993年，在雅克·德里达的指导下，斯蒂格勒在法国高等社会学科研究院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同年，他在贡皮埃技术大学担任“知识、组织与信息技术系”的系主任，同时在法国国家视听研究院(INA)担任兼职副总经理，还担任音乐与听觉研究所所长。2005年6月18日，他发起创建了“工业化政治与精神技术学国际研究协会”(Ars Industrialis)，致力于对意识技术展开批判性研究，尤其是对电信与信息产业的政治批判，并依托互联网出版其相关研究成果。2006年，他在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创建了创新研究中心(Institut de Recherche et d'Innovation，简称IRI)，并担任其文化发展部主任。

      斯蒂格勒是21世纪以来法国最活跃和高产的思想家，他在贡皮埃技术大学每年一月讲授“认知科学与技术学”的研讨班课程，每学期都会有近千名博士生和青年学者听课。由于他没有接受过大学哲学教育，所以其思想来源非常特殊。安德烈·勒鲁瓦·古兰(André Leroi-Gourhan)的人类学、吉贝尔·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的机器个体化哲学、保罗·瓦雷里(Paul Valéry)的文学以及胡塞尔的时间意识现象学，都对他的思想产生过影响。然而，对斯蒂格勒思想体系影响最大的是其导师雅克·德里达。德里达的解构思想让斯蒂格勒得以重新系统化地思考人类精神的历史演进。

      从1994年起，斯蒂格勒相继出版了十余部著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雅克·德里达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技术与时间》(La Techique et le temps)，这篇论文在1994年、1996年和2001年分三卷出版，第三卷是在原博士论文基础上重新撰写，这一卷把电影放置在技术工业的中心，题目就叫《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Le Temps du cinéma etlaQuestion du mal-être)。在此期间，他与雅克·德里达的对话《电视超声》出版。这是德里达晚期的重要访谈，斯蒂格勒对技术、文化和哲学的思考已经体现在这次对话中。

      斯蒂格勒的哲学写作具有系列性的特征，经常围绕一个主题出版几部著作。除了三卷本的《技术与时间》，他还写了三卷本的《无信与失信》(Mécréance et Discrédit，2004-2006)，从技术与工业化的角度分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衰落。他认为生产的工业组织与消费社会的生活方式，让人同时丧失了工作的技艺和生活的能力，导致“无产阶级的普遍化”，也逐步丧失了精神生活的能力。两卷本的《符号的贫困》(De la miseère symbolique，2004-2005)关注文化技术、符号技术及信息技术被工业化进程转换为服务于欲望的手段，对心理的、集体的“个体化”过程带来了破坏性后果。两卷本的《建构欧洲》(Constituer l'Europe，2005)提出“新欧洲”的建立必须在心理和集体层面推动一种新的个体化进程(individualisation)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