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驱动转型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阶段，近些年来实体经济却面临发展困境和挑战，拖累经济增长持续下滑。这种实际经济增长率的持续过快下滑，难道真的是“新常态”下的态势?是潜在增长率极速放缓造成的吗?当然，毫无疑问，经过将近40年的改革开放，由于要素收益递减的客观经济规律发挥作用，中国经济增长的中枢已经出现趋势性下移。但是，这个下滑程度不应那么快、那么大。在短短几年，GDP增速从将近10％掉到7％以下，下跌近3个百分点。一般来说，即使抛开深化改革、社会治理等制度建设方面带来的可能红利不论，仅从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看，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并未大幅下滑，仍有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潜力。 那么，是什么原因拉大了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应如何缩小二者之间的差距，使潜在增长率得到充分释放?要使中国经济稳中有进，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同时使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就必须扭转实体经济下行趋势。这需要解决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一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二是激发创新力。前者可让实际增长率接近潜在增长率，后者可不断提升潜在增长率或延缓其下滑，两者都会让生产率提升。而这又都需要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如此才能不断收获增长红利。 实体经济增长瓶颈出现的根源何在 一般而言，一个经济体在一定时期内出现增长放缓，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周期性的；二是结构性的，即因经济社会发展、科学技术发明和创新导致的结构性变化。当前中国经济持续下行有一定的周期性原因，但是我认为它不是造成中国实际增长率大幅度下滑的根本原因。实际上，美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比较好，比十年前的世界金融危机时候好很多，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但为什么中国的增长速度会继续下滑呢?我认为其原因更多是来自中国经济自身的结构性问题。除了这两个原因外，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更面临着发展驱动和经济体制双转型滞后的问题，这才是导致中国实际经济增长低于潜在经济增长和潜在增长率不能大幅提高(创新能力不足)的更为关键的基本、基础制度性根源。如何通过制度变革实现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转变，是突破增长瓶颈的关键。 五重原因叠加下的实体经济困境 尽管从短期看，自2017年以来，中国经济从一些指标上呈现向好的态势，但一些先行指标如PMI等显示经济下行风险犹存，并伴随着其他潜在风险，包括金融风险、债务风险(企业债务、地方政府债务、特别是被政府部门忽视的家庭债务风险)，以及来自于产能过剩的通缩压力和投资放缓的风险。我和合作者两年前就曾撰文分析了导致中国经济下滑的五大因素，第一是驱动红利衰竭；第二是政府主导动力的枯竭；第三是过剩的国企产能挤压民营经济的发展方式不具有可持续性；第四是政府施政过程中出现严重的不作为；第五是对于“新常态”理解的偏误。前三个是经济上的原因，后两个是治理方面的原因或者是理解偏差的原因。 如今，两年过去了，五重原因仍然存在，没有从根源上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导致了民间投资信心不足及当前实体经济发展面临困境。 1.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要素驱动红利下降导致增长中枢下移。从图1可以看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口红利开始下降，但是下降的速度实际上并不是那么明显，左边深颜色、实线的区域是已经发生的，右边是预测值。实线部分近些年来是在下降，但是下降的速度不是那么快。
图1 中国就业人口比重持续下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联合国人口预测，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 从图2可以看出，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非常明显，也就是说一味靠财政政策、靠追加投资所带来的效益将会加速下滑。
图2 资本边际报酬明显递减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 2.政府主导动力枯竭、公共服务功能欠缺、内生增长匮乏。政府主导动力的枯竭、公共服务能力的欠缺、内生增长匮乏，是两年前我分析的原因之一，后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又提出了“三去一降一补”的具体任务，这个问题是否好转了?我感到依然如故，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种靠行政手段而没有从根源、制度上去解决问题，随时会死灰复燃。分税制改革后中国财政体制是“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地方政府的财力和事权本身不匹配，导致政府干预经济获取财政收入的激励加大，这使得产能过剩、效率低下和寻租空间巨大，不具可持续性。同时，土地财政也空前膨胀，推动房价高速增长，刺激投机资金涌入，挤压实体经济。
图3 中国的土地财政 资料来源：参见周哲《土地财政寻思》，《财经》2016年第31期。 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来自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卖生产性土地推动经济增长获得税收；二是通过卖商品用地，这占政府土地财政的一大块；三是把土地作为抵押，形成了政府收入，推动城镇化建设和地方发展，这种模式导致了房价和地价的快速上涨，从而继续征地、卖地或抵押，以此获得更高收入和更多融资。但是这种方式的土地财政是不可持续的，可能还会继续10年、20年，但20年以后怎么办?况且，现在地方政府的债务已经有很大风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