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考体制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变迁与社会转型，总是在统分之间力求探寻一种理想与现实的动态平衡支点，本质上是诸多利益相关者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博弈，这便铸就了高考改革的复杂化、永恒化与常态化。自1977年恢复统一考试以来，我国高考体制经历了一个从“统一招生”到“分类考试”的曲折发展历程，期间既有惨痛的教训可资汲取，又有宝贵的经验可供借鉴。当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新目标，而《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颁布，标志着我国高考体制变革由“统一招生”迈向了“分类考试”的新时代。时值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之际，深入研究我国高考由统一招生到分类考试的发展历程，探寻高考体制变革发展的客观规律与可行路径，是当前高考研究者、教育决策者和教学实践者的重要历史使命。 一、高考统一招生的现实突围与理想重建 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从今年起，高校招生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的通知，但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1966年至1969年，我国高等院校招生处于全面瘫痪的境地；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从这年起，部分高校试点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但人才选拔和培养质量参差不齐。1977年8月4日至8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召开，邀请了33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8月8日，邓小平到会讲话，当场表态，宁肯推迟半年招生，“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①邓小平的“8·8讲话”，成为高考恢复的标志。1977年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恢复高考的问题。10月12日，国务院发出文件。10月21日，新闻媒体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为题，报道了1977年9月25日结束的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的消息，并配发评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高考制度的恢复，成为全国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先导。 恢复高考、确立高考统一招生方式，不仅适应了当时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更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突围之后的理想重建。1977年突破种种阻力恢复高考，其原点在于1952年确立的新中国的统一招生高考制度。1952年6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一九五二年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在世界各国中最早主要以统一考试成绩来录取高校新生”，不仅开创了我国高考招生制度发展史的新纪元，还成为“世界高校招生考试史的一个重大创造”，其积极意义表现在“增加了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方便学生投考”，“有利于高校招到足够的学生”和“减少人力、物力及时间的浪费”，②使高校招生考试保持公平和更具效率。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冲破了十年来“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可耻”的思想观念，确立了回归1952年全国高考统一招生的新秩序，极大地调动了广大青年的报考热情，经筛选最终报考人数多达570万人，实际录取272971人。“1977年的高考不仅仅是恢复，还有突破”，表现在“解决了报考者诸多与录取率极低的矛盾”和“放宽考生政审条件、家庭出身方面的限制，具有重大的指标意义”，因而恢复高考“既是原有制度的回归，更是拨乱反正的新生”。③ 当然，作为新时期高考统一招生的纲领性文件，《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也存在着一些局限。如招生对象和条件要求“政治历史清楚”“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等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规定考试“分文理两类”仍然延续了1952年新中国首次全国高考方式，造成我国长期文理分科高考而导致普通高中长期文理分科教学之弊端；参加高考必须通过地市预选考试的规定，剥夺了相当数量学生的高考权利和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一切按照文化课成绩择优录取的方式，助长了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导致应试教育的很快盛行；高考招生制度功能的无限扩大化以及照顾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导致高考制度改革更加复杂化、艰巨化与长期化。但是，这并不能抹煞1977年恢复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制度重大举措的历史意义，尤其是1977年至1984年的七年间，是我国高考史乃至教育史上全面恢复与彻底重建的重要时期，为我国实行多元化高考体制变革提供了坚实的思考空间与实践经验。 二、高考深化改革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如果说恢复高考统一招生的核心问题是重建秩序，那么恢复后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推进考试招生向科学化发展，使人才选拔更加准确、合理和规范。随着全国统一高考招生制度的实施，其弊端也日渐显现出来，面临考生多、录取少、竞争激烈、统考工作量大、考场舞弊、评卷抬分等问题的存在，这严重影响了高考成绩的准确性。特别是高度统一的录取办法给高校的选择余地很小，影响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原则的贯彻，加上一次统考决定取舍，也不利于中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必须对恢复后的高考体制进行深化改革，以确保高考选拔人才的准确性与公平性，高考形式的统一性和多样化，高考内容的科学性与全面性，以及录取方式的适切性与开放性等。 其实，早在1978年4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指出要对考试认真研究、试验，改进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使它的作用完善起来。1982年，中美就举办托福(TOEFI)考试等问题签订协议，一种新的考试理论、技术和方法传入中国，对于改变我国长期以来经验型的考试招生制度产生了巨大冲击。从1985-1990年，我国高考进入深化改革试验期。主要有两项内容：一是标准化考试的实验与推广；二是会考制度的建立和会考后的高考改革方案。1985年1月，国家教委委托广东省开展标准化考试实验，这是“一种大规模的，具有统一标准的，按照系统的科学程序组织并对误差作了严格控制，一般由专门的考试机构编制试卷并组织实施的一种考试”，④包括命题、考试、阅卷、评分、分数转换及解释等环节的标准化内容。这次改革的实质，就是要利用现代教育测量学、教育统计学的理论以及计算机、光电阅读器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对中国传统的考试形式和内容进行改革，以期使中国的考试能迅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1989年6月27日，国家教委颁发了《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标准化实施规划》，标志着标准化考试进入实施阶段，这是高考深化改革的一份转折性文件。虽然，标准化考试对于考查考生的知识掌握程度、广度等具有较高的信度，但对考生能力、素养等的考查就显得十分苍白，特别是分数转换极为繁复，社会认可度不高，实施不久便逐渐销声匿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