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的短篇小说《春蚕》在1932年底发表后不久就被明星影片公司改编为同名电影，编剧蔡叔声(夏衍)，导演程步高。无论是在1933年影片最初上映时，还是在进入新时期之后(1978年至今)，对于这部影片的评价都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1933年版电影《春蚕》①在刚刚上映时受到左翼阵营的褒奖。姚苏凤在评论中认为《春蚕》“在中国电影事业的进展之中突破了一个纪录而获得了伟大的可惊喜的成功是不须歌颂不须夸张的事实”。②其他左翼人士的看法也大多与此类似，穆木天也认为电影《春蚕》是“中国电影文化之进步，中国新的文化之进步”。③与此截然对立的是，1933年11月，刘呐鸥、黄嘉谟等新感觉派作家就曾经在《矛盾》月刊发表了三篇批判的文章，认为“电影《春蚕》是部失败的作品”，“缺乏电影的感觉性，效果等于零”。也正是黄嘉谟在1933年12月发表《软性影片与硬性影片》才引发了“软硬电影”的大论战。刘呐鸥、黄嘉谟等人对《春蚕》的批判，称得上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软硬之争”的前奏。 进入新时期之后，对于《春蚕》的争论仍未停歇。有论者认为《春蚕》“寻找到了除了好莱坞电影之外的另一种电影形态，形成一种新的电影美学风格，开辟了一条新的电影发展道路，那就是：中国的现实主义电影”。④论文除了少部分的指瑕，论者基本是在此认识的基础上阐释电影《春蚕》的文本，并且批驳了黄嘉谟等人的观点。 也有论者认为，“从电影的角度而言，影片的编剧虽然由著名左翼人士之一的夏衍担任，但相对于茅盾原著的成功而言，程步高导演的《春蚕》是全盘失败的”。⑤ 备受争议的1933年版《春蚕》在改编方法上有何特色?对于1933年版《春蚕》改编的争论如何认识?在重写电影史视阈下对于这部饱受争议的影片将如何评价?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左翼语境之下的“注释式”改编 基于“对原著的忠实”程度，瓦格纳将改编的方式概括为三种：“移植”“注释”和“近似”。所谓“移植”式，指影片对原著极少改动，甚至可以说是“照搬”，“影片被当成一本书的图解”。⑥虽然黄嘉谟在文章中一直强调蔡叔声(夏衍)“只老老实实地把原作编排出来便算了事”，⑦赵家璧也认为“《春蚕》演出后各方面的批评一大部分人是不满意于电影的太忠实于小说的态度”，⑧但是这不能说夏衍对于《春蚕》的改编是移植式的。通过电影与小说的文本对照分析，应当认为，夏衍对于《春蚕》的改编显然属于“注释”式，即“把一部原作拿出来以后，或者出于无心，或者出于有意，对它的某些方面有所改动。也可以把它称为改变重点或者重新结构”。⑨ (一)对原著精神的把握与强调 按照茅盾本人的说法，小说《春蚕》的主题是反映“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国内资本家及封建势力对蚕农的欺诈和盘剥。⑩夏衍十分重视把握原著的思想价值，《春蚕》的改编也不例外。 为了强调影片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揭露，夏衍的改编在片头处增加了“小学教室”和“黄浦江及埠头”这两个场景。在“小学教室”中，教师向学生讲解“我国江浙等省，产丝最丰，为我国输出品之大宗”。而“黄浦江及埠头”中的场景则是在外国军舰的保护下，外国商船向中国倾销人造丝。两个场景为明显的对比。此外，在这一部分，影片插入了“华丝输出锐减”“虹口丝厂全体停工”等新闻纪事以及呈骤减趋势的“华丝历年输出统计表”。这些原著中完全没有的内容，体现了夏衍对原著精神的把握及强调。 此外，“当铺”这一在小说《春蚕》中不曾有的叙事空间被引入影片中。当铺在还未营业前就已人满为患，人们所典当的东西也极尽寒酸，连土布、棉衣都拿来当了糊口，而当铺每天只做一百块钱的生意。经济崩溃，哀鸿遍野，有太多的人在生存线上挣扎。买棉纱也要三块钱，四匹布却只能当两块钱，有地的农民阿土“被断命的肥田粉债逼不过”，押掉粮食，而今只能买米吃。国内的资产阶级与地主阶层为了转嫁自己的经济损失，对农民欺诈、盘剥。 这两个原著中没有的场景却能契合原著的主题，无疑，改编者添加这些场景的用意在于对主题进行强调。被以往研究者所忽略的是，“当铺内外”这一叙事空间虽不出自小说《春蚕》，但和茅盾的另一部小说《当铺前》主人公王阿大的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当铺前》发表于1933年7月，这一时间正是夏衍改编《春蚕》前后。在改编影片中强调原著的主题，而且有机地加入原著作者其他作品的元素，足见其用心良苦。 (二)对原著主题与冲突的改进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也是某种形式的文学批评，从改编文本的“不同之处”，我们可以窥知改编者对于原著的改进。 在茅盾的小说《春蚕》中，是看不出“老通宝”思想的转变的。因为他就没打算让“老通宝”有思想的转变，茅盾将他塑造为具有阿Q式“典型”意义的角色，迂腐愚昧，十分迷信，并且以长辈自居，从不听晚辈的劝告。在原著里，他对“铜钿都被洋鬼子骗取了”这句话怎么也想不通，茅盾意在表明千千万万“老通宝式”的农民是不理解经济侵略的。 夏衍在改编电影的文本中对“老通宝”的形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重构。在原著小说的前半段(养蚕还未开始)，在塘路边看到“一条柴油引擎的小轮船很威严地从茧厂后驶出来”时，“老通宝满脸恨意”。这与原著中“老通宝”对带有“洋”字的东西反感的性格是一致的，这种无知的恨，显然是滑稽的。而在改编电影中，“老通宝”在塘路边久坐的场景中并没有小轮船的出现。小轮船出现在影片末尾，茧子卖不出去，万分焦急中来到塘路边眺望“裕通茧行”的“老通宝”看到了冒着黑烟的小轮船，他的脸色由“喜”切换为“恨”。此时的小轮船具有了象征符号意义，联系起电影改编中加入的陈少爷向“老通宝”解释的日本侵华与外丝以超低价倾销，“老通宝”的“恨”就不再是那么滑稽了。在原著中作为典型一直愚昧到底的“老通宝”，其固执的性格同样在电影中得到了彰显，然而在经历丰年成灾之后，他是有所觉醒的——“真想不到，阿多的话倒是对的”，原著中没有的这句感叹带有幡然悔悟的意味，对于经济侵略与阶级剥削似乎有了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