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说对恐惧的感受与体验伴随了人类发展至今的整个历程，应当不算夸大其词。恐惧是一种独特的心理活动状态，“当一个人的建构系统的边缘要素而不是核心建构被证明无效时，恐惧就会产生”①，这意味着恐惧是一种被动的体验；但另一方面，人类又有主动追求并体验恐惧感的倾向，这从过去大量的文学及现当代的电影、游戏等文化形式中都可以得到验证，这似乎又反映出人们在对其建构系统边缘要素的打破过程中能够获得一种快感，这使得对这一心理感受及其相应文化载体的研究具有了一种二元性的特征。作为恐怖电影的一种，丧尸电影的发展自上世纪60年代末以来不过近五十年的历史，却成为了其中发展最为迅速的一种，其势头至今未见衰颓的迹象。问题在于：为什么这类影片能够得到持续的创作，以及大众又为何会对其保持长久的兴趣?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话题。相比起该类影片市场反应的热烈，国内学界对其的研究基础则相对较为薄弱，部分译介著作如伊·彼耐多著，王群译《娱乐性恐怖：当代恐怖电影的后现代元素》②，查·德里著，齐颂译《更多黑色的梦：谈谈晚近的恐怖片》③从整体上谈论了60-80年代恐怖片的构成特点及其暗含的文化焦虑，但丧尸电影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且由于写作时间这一客观因素的限制，80年代以后的电影并未得到介绍。王树振《西方丧尸文化的前世今生》一文更倾向于介绍及科普丧尸片这一电影类型④，吴迪、田祥斌《论丧尸电影的价值内核变迁》将该类影片的价值内核与宗教相关联，并定位在蒙昧主义这一点上⑤，其结论有可取之处，然亦值得商榷。笔者以为，电影特别是商业电影是一种大众文化的形式，在对其加以审视时不能只从精英文化的角度去总结其某种“价值”或“意义”，还应关注其之所以能够吸引观众注目的某些本质性特点，也即上引伊、查二文的两种思路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兼顾，对此本文拟从文化焦虑及快感建构两方面来对60年代至今的丧尸电影的总体特征加以分析。 一、丧尸电影：一种恐怖电影类型的确立 丧尸(Zombie)一词源自海地巫毒教文化中的词汇Nzambi，其意为死去之人的亡灵，正如《白色僵尸》(White Zombie,1932)及《与僵尸同行》(I Walked with a Zombie,1943)等影片内容所展现的那样，巫毒教的巫师通过巫术将人变为丧尸(实际上是使用河豚毒素及曼陀罗等神经药理学物质先使人进入假死状态，再使其神志不清，从而便于操纵⑥)，但他们实际上只是丧失了自我意识并听从巫师指挥的活人躯壳而已。当代真正意义上的首部丧尸电影当属乔治·A·罗梅罗执导的《活死人之夜》(Night of the Living Dead,1968)，经由这部电影罗梅罗确立了关于丧尸的几个基本法则：丧尸毫无自我意识，全靠生物本能追逐人类并生食血肉；除了大脑被破坏以外，其他攻击并不能将其杀死；被咬者经由感染也将成为丧尸。《活死人之夜》的意义是重大的，它不仅确立了一种新式的恐怖电影类型，而且其作为后现代恐怖电影的代表与此前的经典恐怖电影之间划出了一道界限。所谓的经典恐怖电影多在“一开场便展示暴力对正常秩序的破坏，而这种暴力往往来自于一个采用超自然或异类方式进行侵扰的魔鬼，一个疯狂的科学家，或者是一个不正常的变态者，影片的叙事围绕着魔鬼的横冲直撞以及人们为抵制魔鬼的侵害所做的种种无效努力而展开，最终男性军人或科学专家成功地运用暴力或知识击败了魔鬼，使生活恢复正常秩序”⑦。然而在《活死人之夜》中，这些规则大多被破坏了：首先影片的叙事是不完整的，丧尸毫无缘由地出现并开始杀戮，结局也并未显示出它们被完全消灭；故事发生的地点不再是远离日常生活的阴森古堡，而是在普通的小镇郊外；幸存者们躲进了一个狭小的屋子里，不得不做出徒劳的抵抗，然而他们之间却意见分歧，矛盾百出；幸存者最后无一幸免地死亡，主人公本虽然逃过了丧尸的攻击，却被救援队误当作丧尸一枪打死。 《活死人之夜》诞生的1968年前后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冷战、越南战争、反战运动、解放运动，种种国际问题及社会冲突叠加在一起，使得当时成为了一个充满“愤怒”(Rage)的时代。在《活死人之诞生》(Birth of the Living Dead,2013)这部纪录片中，黑人民权运动及越南战争的背景成为了解读该片的重点。主人公本是一个黑人，他是小屋中众多幸存者的领导人物，且敢于掌掴白人女性芭芭拉，这些在当时的电影及电视中都是极易引起争议的画面，在最后他被一枪打死，他甚至什么都没做，只是在屋里朝着窗外看了一下，颇具象征意味的是，正是在影片上映的同一年，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亦遭人刺杀，这使得这部影片具有了可阐释的空间。小屋内有一个电视，人们得以在电视上看到丧尸事件的直播，这同样具有一种很强的现实反映意味：当时的越南战争及黑人运动(包括警察对其的镇压)都在电视上进行着长时间的直播，人们很容易就会将二者联想到一起。而当记者问及政府官员这一事件的原因时，他们却始终操练着官方式的辞令，未能给出一个明确的回复，这同样是当时的一个写照：一切都是未确定的，一切都令人难以信任。故在情节设置上被视为后现代恐怖电影代表作的《活死人之夜》在其内核上亦不乏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及质疑精神，尽管不能确定其在多大程度上是被阐释出来的，一位评论家就此谈论道：“1968年正是一个这样的时期，所有人都能在每一部电影中看出政治意味的信息。我认为这是一部政治电影，一个理由是《活死人之夜》的成功是因为每一个美国人都认为这个国家的某些地方正在变得一塌糊涂，精神失常的人正在接管一切。”⑧罗梅罗在谈论其创作缘由时亦说道：“我认为60年代基本上很糟。我以为我们改变了世界或者进行了某些改革，这些能让事情变得更好，忽然间我们意识到并不是这样，这跟之前没有任何区别。因此我觉得大家都有些愤怒，有些失望，所以我创造了这些角色。在我的想法里他们不过是饿鬼，死人们正在回到现实世界之中，这就是所谓的革命。”⑨ 《活死人之夜》不仅确立了“丧尸”这一概念并开创了一个新的恐怖片类型，亦在影片中寄寓了那个年代的青年人对国家、社会的某种诉求，而这种诉求是以一种血腥、残暴的独特形式表现出来的，这或许也昭示了丧尸电影后来发展的某种趋势：相比起其他类型的恐怖片而言，丧尸电影因其激进、暴力的表现形式因而往往更容易具备容纳某些意识形态或文化诉求的可能，本文将要讨论的文化焦虑亦是其中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