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7)04-0141-07 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引发的不仅是艺术本体的回归，而且是在根本上以技术的革新加快了新媒体诞生的速度。每一种媒体的出现，都重新激发了艺术家的思维观念并丰富其语言表达的手段，同时也使得整个艺术体系的组成结构和运行方式发生新一轮的转换。可以说，技术的艺术性转化预示着人类创造和改变世界的可能性。 当下的“新媒体艺术”，约定俗成地指称19世纪以来诞生的新媒体，包括摄影、录像、实验电影、声音和互联网艺术等。它们大部分都是“基于时间的艺术”(time-based art)，即以“时间”为创作单位，与空间(真实或虚拟)、叙事(事件)等元素相组合发生关联，并在不同的物质载体中得以呈现，为观者所观看和接受。“新媒体艺术”的边界可以说是模糊的，甚至是开放的，因为不断有过去的新媒体如摄影、录像等成为经典媒介后独立出去，同时也持续有新的媒体被涵盖进来，由此“新媒体艺术”所涉及的对象和范围也处于变化之中。① 一、中国录像艺术的诞生及其文化逻辑 上世纪60年代，随着录像技术(VCR)的兴起、手提摄像机的出现，一些西方前卫艺术家针对当时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体文化背后的商业逻辑，手持录影机随机拍摄，通过粗糙无处理的画面和单调乏味的冗长镜头来打破电视台标准的录像制作模式，以表达一种激进的政治性企图。这一“反电视运动”拉开了录像艺术“媒体乌托邦”的时代序幕，可见每一种新的技术形式的出现必然伴随着新的文化特征和思想范式的变革。1963年，韩裔美籍艺术家白南准和德国艺术家沃尔夫·弗斯特在德国的一家画廊里首次展出了电视装置作品，它们被认为是录像艺术的发端。 将近三十年后，1990年，德国汉堡美术学院的教授米茨卡(Mijka)在中国美术学院展示了长达8小时的西方录像艺术资料，包括Bill Viola、Gary Hill、Matthew Bonnie等录像艺术大师的作品，加上举行的一系列的相关学术讲座，给观看这些西方早期录像作品的学生带来了一次感性接触和观念冲击。这一次国际性的艺术交流恰逢其时：在80年代轰轰烈烈的“现代艺术运动”进入冷却期后，录像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媒介为美院师生提供了创作出口。虽然在此之前已有艺术家开始了录像创作，但这次展映活动却预示着录像艺术在未来中国扎根的必然性。 然而，必须注意的是，录像艺术在中国的发生②与西方录像艺术的原发性有着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首先在于，录像艺术是在其诞生二十多年后，被当作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引入中国的，它不属于原发性的艺术生产，而是一种衍生性传播、自发性吸收。其次，从事录像创作的艺术家在当时并未将录像实践同当时国内还不甚发达的电视及媒介文化联系在一起，也没有西方录像艺术早期批判性的企图：“中国艺术家没有谁会像60年代的街头录像小组那样热衷于捕捉真正的新闻、目击社会变革，并与美术馆作战。”[1]他们中的大部分在接触录像艺术之前都从事绘画创作，且或多或少旁观或参与了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现代艺术运动。再次，录像艺术在中国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作为还未在中国开拓疆土的新媒介，本身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性：它既能在传统媒介的包围下延伸出的发展空间，与主流艺术保持一定距离；又能规避被西方画廊商业化的危险。因此，录像艺术在进入中国后的发展空间并未受到挤压，而是成为一小部分艺术家的实验对象。 这些从事录像创作的艺术家大多或脱身于现代艺术运动，或拥有西方驻留的经历，他们有着不同的艺术训练、观念立场和创作经历，但共同的是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把握。虽然在刚刚接触并尝试创作录像作品的时期，这些艺术家往往受到民用级摄像机未普及以及有限的技术条件(包括录像视频编辑难度大等)的影响，他们的作品基本延续了国际录像语言模式，但是在初步掌握了媒介特性之后，他们对媒介的利用有了相当程度上的发挥，逐渐抹除了附着在录像媒介身上的胎生印记，自觉尝试录像艺术的本土转化。③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较为突出的面向： 第一个面向是将绘画、电影等媒介的观念和美学特点与录像创作进行跨媒介融合，这是录像艺术在发展初期与当时的艺术现状发生的客观联系：上世纪80年代的美术运动思潮不仅带来了审美形式上的解放，它的前卫、先锋性也启发了初代录像艺术家，在进入90年代后，录像艺术更是接续了逐渐平息的美术运动，成为当代艺术的一个分支，在日益壮大的同时也迈入了具有语义包容性和多样性的影像艺术时代。第二个面向是以录像显示器与空间的组合装置形式进行文化层面的跨文化协商。录像装置在本质上是在空间内对“时间”的一种延伸，是将媒介的内在可能性最大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时也提供了一种“过去与现在时态的拼贴”，[2]即屏幕播放的内容与展示的现场空间，二者在时间上的叠置统一于观者的联想，并构造出一层意义结构。这层意义结构往往借助于诸种文化议题的充盈，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全球化初始时期，文化身份成为长时间以来，作为“他者”被排除于西方现代主义体系的藩篱之外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特别关注的问题，随着去西方中心主义的大势和多元文化主义策略的倡导，其被抑制的文化特性也渴求获得正视，希望在整个全球文化体系中获得自身的文化认同及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