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8；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870(2017)01-0034-06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中职教育发展，采取多项措施加快建立保障中职教育财政稳定投入的长效机制。2014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进一步明确提出“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大经费统筹力度，完善经费稳定投入机制”。为落实《决定》要求，本研究中的X省出台了一系列地方配套政策，先后确定、提高中职教育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标准，并通过转移支付平衡各区县财政能力，但各区县间中职教育财政支出水平仍有较大差距。那么，财政分权体制下区县政府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支出究竟受到何种机制的影响？财政分权理论(Fiscal Decentralization Theory)为解答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路。 根据西方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1]，由于地方选民“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机制的存在，与高一级政府相比，低一级政府能够更好地满足当地居民的需求偏好，提高公共资源配置的效率和促进公平[2]，故理论上财政分权有利于教育财政支出的增加。然而，我国的分权体制与西方联邦制国家并不尽相同。我国现行的教育财政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低重心状态，而教育管理体制和教育治理结构则相对集中，具有较强的自上而下的委任性质，即下级政府与上级政府形成委托代理关系，上级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下级政府的行为。[3]在这种委托代理式的上下级政府关系中，下级政府作为上级政府的代理人行使教育职权，向上级政府负责，并由上级政府考核其政绩。尽管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政绩考核也会涉及人民满意度，但下级政府的工作并不以满足选民的偏好为中心，“用手投票”机制在我国很难产生作用。此外，由于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等制度性障碍长期存在，加之儒家传统“安土重迁”观念的影响，学龄人口的跨区域流动没有常态化，“用脚投票”机制也不具有解释力。因此，西方财政分权理论所强调的这两种机制促进公共支出效率的假说在我国就很难成立，故而这些理论也难以解释中国情境下教育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公共教育财政支出的影响。 我国财政分权体制的特殊性，决定了研究区县政府教育财政支出行为不能照搬西方传统财政分权理论，需要在“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之外寻找具有解释力的新机制，而贝斯利和凯斯(Besley,T.,& Case,A.)的“标尺竞争”理论提供了另一种研究视角和思路。他们认为特定辖区选民往往根据其所掌握的有限信息，以其他辖区政府行为作为判断本地行政绩效的标尺或依据，这激发了地方政府间的政绩竞赛，从而产生“标尺竞争效应”(Yardstick Competition)。[4]尽管贝斯利和凯斯的“标尺竞争”理论仍然建立在地方政府向选民负责的基本前提下，但相关实证研究表明，在地方政府向上级政府负责的中国情境中这一理论依然成立[5,6]。因此，基于贝斯利和凯斯的“标尺竞争”模型，本研究提出一种新的解释：上级政府根据区县政府提供教育服务的相对表现来决定区县官员的政绩，该制度设计激励了区县政府之间的竞争，形成了“向上负责”的标尺竞争。本文正是在这种“标尺竞争”设定下，探讨地方政府间中职教育财政支出的相互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机制所产生的效果。 二、相关研究回顾 目前尚无深入探讨我国区县政府中职教育财政支出相互影响的实证研究，但涉及地方政府教育财政支出的相关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这类研究一般运用空间回归模型来揭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相互影响，如乔宝云等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并没有增加小学义务教育的有效供给，原因在于西方通行的财政分权促进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的两种机制在中国并不发挥作用，尤其是人口流动障碍及其地区性差异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向追求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率的方向转变，导致各地区激烈的财政竞争并相应挤占了义务教育等外部性较强的准公共产品性质的财政支出；[7]李世刚等将县级基础教育财政支出的外部性来源归结为外溢效应和竞争效应，实证发现相邻区县的基础教育财政支出呈显著的负相关，表明外溢效应是产生基础教育财政支出外部性的支配性因素；[8]王询等研究发现，在政治晋升激励下，财政分权显著降低了地方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9] 从已有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关于我国地方政府教育财政支出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多数研究能够结合我国实际，考虑政府间的政绩竞争对地方政府教育财政支出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实证研究中仍然面临以下难点：一是如何确保分析框架具有现实解释力。这一方面要求研究者在定量分析前，要有充分的定性研究准备，在相关理论指导下，从具体研究情境中识别和诊断问题，建立连接理论和实践的分析框架；另一方面，定量研究中的一些技术处理能够进一步检验分析框架的有效性，譬如设定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能够更好地识别地方政府间财政支出行为相互影响的形成机制。[10]二是如何恰当地选择空间计量模型。现有研究较多使用SLM模型(Spatial Lag Model)，仅考虑被解释变量空间滞后项的空间相关性，但相关理论表明解释变量也可能存在空间依赖性，还可能同时存在空间滞后相关和空间误差相关，只考虑一方面可能会导致系数估计值的偏误。[11]三是指标和数据选择的问题。现有研究普遍使用地区人均教育财政支出来衡量地方政府的教育支出，然而不同层级政府对不同学段教育承担的责任不同，选取指标和数据不区分学段、不区分支出项目存在不妥，故应当选用更为准确、科学的指标和恰当的数据。 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对教育财政支出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区分，将中职教育财政支出从地方政府教育总支出中剥离出来，重点考察地方政府在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中职教育经费总支出上的相互影响；以往研究较多关注省级政府中职教育财政支出行为，相对忽略或平均化区县基层政府的特征，本文聚焦于以往较少关注的区县层面微观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