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座谈时全面阐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意义、建设方法和具体要求,并明确将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次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进一步明确了京津冀三地的功能定位、产业分工与城市布局,陆续实施了交通、生态、产业等多个专项规划。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与此相关,首都经济圈的建设再次被提上日程。凭借强大的政治区位优势和政策支持,首都经济圈将日益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是,相比早期的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区而言,首都经济圈依然面临起步晚、发展慢、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问题。面对诸多挑战,首都经济圈财税制度面临何种矛盾且该如何化解呢?对此,亟须扩展国际视野寻求相关经验借鉴,本文试图通过研究日本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的财税创新经验,为首都经济圈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与对策建议。 一、我国首都经济圈财税制度面临的问题 (一)首都经济圈发展相对滞后 首都经济圈面积达21.6万平方千米,主要覆盖京津冀三地,与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区并列为我国三大经济增长极,但却面临起步晚、发展慢、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问题。2016年,长三角经济区主要16个城市常住人口为1.10亿人,生产总值达12.3万亿元,增长率为7.8%,人均GDP为10.9万元,区域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达16.5%;[1]珠三角经济区九市常住人口5874.28万人,生产总值接近6.79万亿元,增长率为8.3%,人均GDP为11.5万元,区域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达9.1%;[2]首都经济圈常住人口为1.12亿人,生产总值为7.5万亿元,增长率为7.6%,人均GDP为5.9万元,区域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达10.1%。[3]相对来看,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区的经济增速均高于首都经济圈,且人均GDP相差也比较大。就经济圈内部情况来看,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人均GDP分别为11.46万元、[4]11.45万元、[5]4.26万元,[6]北京和天津的人均产值几乎是河北的三倍,区域发展严重失衡。在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财税体制矛盾性与制度创新就成为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行政区经济”下地区分割财税体制的矛盾性 我国经过多年经济发展,在区域经济中普遍存在着“行政区经济”的特殊现象。[7]“行政区经济”是指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背道而驰的区域经济现象,表现为行政区划刚性约束区域经济发展,地方政府强烈干预所辖区经济发展,阻碍生产要素流动,是一种具有封闭性、特殊性、过渡性的不利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经济现象。 在“行政区经济”现象下,首都经济圈存在地区分割状态下财税体制的矛盾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资金资源难以自由流动。地方政府通常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实行地方保护,这使地方资金、劳动力受到行政干预流动困难;二是稳态结构引起条块分割。各地区发展格局自成体系,形成稳态结构,现行的财税体制与政绩考核方式条块分割,不利于区域财政税收一体化的发展;三是重复建设。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多次实行财政体制改革,每次改革均调动了地方政府进行积极的财政投入,[8]同时也导致了重复布局、重复建设问题;四是产生经济摩擦。各行政区在财政体制与税收体制方面,为保障本行政区利益,容易产生经济摩擦。 (三)首都经济圈财税体制问题的原因:博弈论解释 在经济区一体化建设过程中,还有一个很大的阻力来自于各地政府的自我保护主义,为获取有利的政治排名,为赢得稀缺的上升渠道,政府官员不仅要关注本地区发展,还要关注邻近地区的发展。在极端情况下,一个地区的官员不仅有意愿做有利于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事情,甚至还有意愿去做不利于其潜在竞争对手所在地区的事情,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 下面运用博弈论方法对此现象及产生原因进行分析。首先,可将政府是否愿意合作的决策过程看作是一场博弈。在此假设参与博弈的双方均知道彼此间的选择,即双方的选择信息是完全公开的。一场完整的博弈主要由博弈参与人,博弈策略以及博弈收益三方面组成的,建立此次博弈也从这三个角度入手。假设博弈人是级别相同、发展状况相似的两地政府A和B。假设博弈策略有A和B两地政府且均可以选择合作或者不合作,则排列组合最后共计有四种结果:{合作、合作},{合作、不合作},{不合作、合作},{不合作、不合作}。在此次博弈中,最终的收益确定至关重要,因为对预期收益的判断将直接左右参与者的决策,那么对于A、B两地政府而言,何种收益能够使其做出合作与否的决定呢?下面用图1分析这场博弈。
图1 地方政府不愿合作的博弈分析 在现实中,假设A政府采取合作策略而B政府采取事实上不合作策略,则均会使A政府陷入很被动的境地。在此种情况下,A政府的收益往往会小于双方均独立发展的收益D,即D>E,而且由于A、B两地经济发展程度相似,所以陷入被动局面下的A政府收益E,往往也会小于在正常情况下发展的B政府收益F,即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