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59(2017)03-0101-06 以美国、香港电影为代表的媒体景观诠释了一种关于反叛精神、自由个性、英雄气概和浪漫情调的摩托车文化。这是消费社会为迎合青少年群体的心理赋予摩托车的象征意义。在世纪之交的三部中国电影《苏州河》、《北京乐与路》和《任逍遥》里，摩托车既是媒体景观介入城市日常生活的一个影像符号，也是主人公现实命运的一种折射。 一、摩托车：一个青年文化的影像符号 1953年，马龙·白兰度主演的电影《飞车党》(《The Wild One》)上映。影片中，以约翰尼(白兰度饰演)为首的一群青年呼啸着来到一座小镇。他们戴着帽子、墨镜，身穿皮质夹克和牛仔裤，喜欢骑着摩托车四处游荡。在小镇上的人们看来，这是一群无所事事又到处惹事生非的社会败类。影片提到，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人们才会觉得骑摩托车是一种疯狂的行为。整部电影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一脸桀骜不驯的白兰度和他身下轰鸣着的凯旋(Triumph)摩托车。从此以后，电影中出现的摩托车常与叛逆不羁的青年联系在一起。在拍摄于1969年的著名公路电影《逍遥骑士》里，嬉皮士青年怀特和比利也是身穿皮衣，戴上墨镜，骑着哈雷·戴维森(Harley Davidson)摩托车开启了一场横穿美国的冒险之旅。一路上，他们不断遭到敌视：被旅店拒之门外，被警察关进监狱，被南方小镇上的人殴打，最后被公路上毫无瓜葛的陌生人举枪击杀。他们的装束和身下的哈雷摩托车显得特立独行，以至于触犯了大多数循规蹈矩的人们。电影里的乔治曾经提到，怀特和比利代表着自由，而真正的自由会吓到保守的众人。从《飞车党》到《逍遥骑士》，这些骑着摩托车的青年，始终是警察眼中的麻烦制造者。而他们身下的摩托车是这种个性化追求的集中体现。《逍遥骑士》里高手把、长前叉的哈雷摩托车尤其耀眼。哈雷·戴维森公司一直宣称哈雷是“自由大道、原始动力和美好时光的代名词”，试图打造一种代表自由和个性的品牌文化。哈雷的消费者总是被告知他所选择的并不仅仅是一辆摩托车，而是一种有关自由、激情与梦想的生活方式。《低俗小说》、《终结者2：审判日》、《美国队长》等美国影片则都塑造了一种骑着哈雷摩托车的硬汉英雄形象。在以上这些美国影片里，驾驶摩托车往往是男性主人公表达反叛精神、崇尚个性和自由，彰显其阳刚气质和英雄气概的行为。 在1989年的香港电影《阿郎的故事》里，周润发饰演的阿郎年轻时曾是一个放浪形骸的摩托车赛车手。十年之后，生活落魄的他试图挽回年轻时的恋人，决定以一场摩托车竞赛赢回他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影片中，驾驶摩托车既是一个男人年轻时狂放不羁的展现，也是一个男人浪子回头的自我证明。在《英雄本色》、《纵横四海》、《天若有情》、《烈火战车》等风靡一时的香港电影里，都可以看到周润发、张国荣、刘德华等明星驾驶摩托车的潇洒身影。刘德华在《天若有情》里饰演的黑社会青年华弟，常以一身牛仔服，骑一辆铃木摩托车的形象示人。影片最为经典的一幕是赴死之前的华弟载着身穿白色婚纱的恋人，骑铃木(Suzuki)摩托车奔驰在夜晚的香港街头。在这几部流行甚广的香港电影里，高速骑行摩托车的情节，既制造了紧张刺激的观影效果，又彰显了男性角色的阳刚气质，使得重情义、讲义气的男主角更具英雄气概。可以说摩托车有力地烘托了男性主人公叛逆不羁的个性。其中悲情的恋爱故事则为摩托车上的男女主人公营造了一种浪漫情调。香港电影所展现的摩托车故事，在有关自由不羁和阳刚气质之外，更使观众增添了一份摩托车上的浪漫情爱想象。然而，现实生活里的摩托车首先是一件消费品。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里提及，事实上人们所消费的并不是物品本身的功能，而是被附着的某种价值或是制造出来的象征性的符码意义。[1]51影像上的摩托车正是这样一个具有象征功能的符号，赋予消费者以一种有关反叛精神、自由个性、英雄气概和浪漫情爱的美好想象。 20世纪8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大众媒介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城市的日常生活。尤其在1995年以后，借助于多媒体技术的革新，好莱坞和香港流行文化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2]125-126身处全球化时代，媒体景观为中国观众带来了世界各地的影像故事。所谓媒体景观，一是指生产和散布信息的电子能力(报纸、杂志、电视台、电影制片厂)的分配，二是指报纸、杂志、电视和电影等媒体所生产出的世界影像。这些影像的制造和传播，与其所有者和控制者的利益密切相关。[3]46随着现代媒介的流动和传播，影像通过录像厅、VCD、电影院、电脑、手机等媒介形式广泛地介入中国城市的日常生活。正如阿帕杜莱所言，普通人开始将大众媒介传播的想象应用于日常生活的实践中，而电子媒介已成为现代人建构自我和认知世界的一种资源。[3]5-8越来越多的观众试图通过影像中的形象、故事和观念等，改变或超越约束个体的日常空间和生活。媒体景观所制造的摩托车文化也曾影响了在流行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中国青少年。例如在第六代导演娄烨的电影《苏州河》里，当牡丹第一次坐上马达的摩托车时，她表示“开摩托车就要有开摩托车的样子”，应该像施瓦辛格或是马特·狄龙。好莱坞、香港电影和哈雷广告等赋予摩托车以特定的符号价值。这一符号所象征的意义正是迎合了男性青少年的心理和追求，成为他们所欲求的消费对象。本文将摩托车视为一个青年文化的影像符号，以三部城市电影《苏州河》(2000年)、《北京乐与路》(2001年)和《任逍遥》(2002年)为主要文本，一方面通过分析其中的摩托车青年形象，探讨媒体景观之于世纪之交一代城市青年的文化心理的建构作用；另一方面跟随电影里骑行的摩托车，从游荡者的视角考察他们所经过的城市空间，以此进一步揭示这一青年群体的社会身份、生存状态和城市经验。
